编者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如何理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向？如何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上海如何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中推动城市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任勇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沈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党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其中，“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为首次增列的一对全新范畴。如何理解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
唐亚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大关系问题，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问题，属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命题，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都需要着重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增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的一大新范畴基础，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还是要落脚到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发展单元这个问题之上，通过一国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调整与适应性变迁，创造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关系基础与社会经济制度基础。
以往在强调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大关系动力机制的时候，容易忽视国家治理的作用，也容易忘记社会发展的目的。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一方面是认识到了良好的国家治理和有效的社会发展是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制度与物质保障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伟大解放的基础性前提。
任勇：从理论上来看，这一论断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结合中国治理实践拓展了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外延，推动了国家治理的原理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及其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理论指引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从而在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样，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有深刻认识，即国家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变化有着紧密联系。以往学界已经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等国家治理的不同面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理论范式。但从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往往基于国家治理的某一侧面进行探讨，缺乏类似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等原理性研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国家治理研究正在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论域，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实践开展系统原理性研究就成为当前创新发展国家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我们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原理性研究提供重要方向。因为它一方面更加准确地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评价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国家治理实践有机联系起来，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实绩实效和人民满意度，聚焦国家治理是否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能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实践具有更加坚实的价值依据与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前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定期关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化，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建设及时有效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深化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基本特征的理论认识。因此，“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作为重大理论命题之一的提出，需要我们今后更加强化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的原理性研究，夯实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学理基础，真正使其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斐：理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对新的矛盾范畴，必须牢牢抓住“新征程”这个关键词。这是新征程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市场体系仍不健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农业基础、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民生、生态等方面仍存短板。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在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成为社会之呼、时代之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天我们已经“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因此，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也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惟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在新征程上赢得战略主动，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主持人：《决定》提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经验的凝练总结，为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如何聚焦“三个更加注重”，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任勇：就系统集成而言，经过十余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以主体维度和空间维度为支撑的四梁八柱已经得以确立，前者涵盖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等维度，后者囊括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边疆治理、全球治理等维度。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整体性，因此面对改革越深入越需要系统集成的情形，就需要根据国家治理的整体逻辑推进改革。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以事关国家治理的重大改革事项总体统筹系统设计为牵引，完善各项重大改革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强调以制度建设来引导各地区各部门在把握各项改革的内在逻辑基础上重点强化协同高效，处理好其中涉及的多对重大关系，围绕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实现目标集成、政策集成和效果集成。
就突出重点而言，虽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但从以往经验与实践来看，要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需要重点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关注国家治理中的重大机制体制问题，尤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七个领域中的制度难题，通过对这些领域的集中攻坚重点突破才能更好发挥其对其他改革的带动作用。
就改革成效而言，相较于其他国家治理实践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更加强调治理有效性，并且非常注重把人民群众的评价纳入其中。因此要坚持把牢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价值导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人民群众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参与改革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政党、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来形成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保证各种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切实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唐亚林：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是《决定》的突出特点。当代中国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各领域各层级各方面的改革都呈现出重大利益调整、重大关系调适、重大制度建构等特点，仅凭“一招鲜，吃遍天”的单兵突进做法既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又难以达到预期的改革效果，需要有综合统筹、相互配套、彼此支撑的系统改革思维作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在于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把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好，推动党和国家机构体系形成分工负责、整体合力的工作格局，这是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的内在要求；其次在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分析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深层次因素，重点攻坚，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加快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体系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这是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的内在要求；最后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将不断提升的发展目标、不断取得成效的改革举措、不断得到增强的民心三者有机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这是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内在要求。
沈斐：首先，发扬钉钉子精神，在前两个“注重”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发力，继续钉牢“注重实效”这颗更重的钉子。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突出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系统集成”，那么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更加注重”，则既是全面总结过去的改革实践经验，也是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锤接着一锤钉，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其次，要重点论与系统论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推动改革进程与务求改革实效相结合。“三个更加注重”是党对形势的分析、对任务的确定、对战略的擘画，并以此汇聚力量、锚定目标、推动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七个聚焦”，既是未来五年的七个战略重点，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谋划；既是从七方面破解重大体制机制难题，也是再设一个“小目标”——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完成本次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
再次，聚焦“三个更加注重”，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蹄疾步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始终保持着清醒沉着，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我们必须牢固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改革指导思想，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锚定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特别是，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和克服一切形式主义，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二届上海市委五次全会指出，“加快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加快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上海如何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上迈出新步伐，推动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任勇：作为中国最典型的超大城市之一，上海已经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并业已上升成为国家制度。未来要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要求，结合上海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实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城市数字化转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需要重点加强城市发展中人民民主实践点建设、深化人民建议征集等吸纳民意和汇集民智机制、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治理过程的渠道，以此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融入城市治理各个方面。第二，围绕“四个人人”城市治理共同体需要重点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在发挥市民热线功能基础上完善市民集中反映的突出矛盾问题回应机制、深化“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第三，需要重点围绕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融合创新，打造标杆应用场景以及建强数字城市底座等方面进行，以此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智慧度和便利度。总之，未来上海可以通过以上努力，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中推动城市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争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从而为全国形成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唐亚林：超大城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成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典范，既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上海的光荣任务，又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要“加快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加快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首先要求我们在推动超大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治理的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建立重大立法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人民意见征求实践模式、民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人民参与协商实践模式以及政府服务供给与创新的人民评价实践模式，形成全体市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参与实践和发展格局。其次，注重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通过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推动各级各类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城市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大家相向而行，形成整体发展合力。最后，根据现代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要求，以高质量城市发展、高品质城市生活、高水平城市治理为重点，通过治理统筹秩序、服务与发展，加快推进超大城市生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建设进程，从而为实现超大城市人心安定、生活富裕、精神富足、发展高效的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沈斐：城市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把各种社会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末端的最直接、最有效治理层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上海要继续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动上海更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只有用更专业的方法、更精准的举措，才能有力“接招”日益多维化复杂化的城市治理难题。坚持人民至上，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应对风险，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立足城市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防控社会风险，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调促社会矛盾，以经济、行政、道德多种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充分发挥政治引领、自治基础、法治保障、德治先导、技术支撑的各方面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文汇报，2024-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