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下午，“面向新时代的法律、语言与翻译：跨学科视角”论坛与我校“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松江校区明珠楼举行。
论坛由外语学院院长余素青教授主持。余素青对各位出席嘉宾表示诚挚感谢。她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当下提高涉外法治水平的两大关键课题。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国家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都离不开涉外法律语言的运用。此次设立“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恰是对标这样的时代需求。她希望能以互联网为支撑，利用好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生产机制和“华政杯”全国法律翻译大赛的优质平台资源，进一步发挥专业特长，做好课题研究和论坛会议，促成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
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张明军教授，中国翻译协会王刚毅常务副会长、中国高校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胡开宝教授正式为中心揭牌。
张明军指出，法律语言与翻译是从语言、翻译出发研究法学发展与法律实践中的相关问题，是法学与语言学、翻译学交叉融合的一个重要学科方向。他从学理与学科内涵两个角度分析了法律翻译的重要意义，并对我校法律语言与翻译交叉学科的设置表示肯定。张明军教授强调，法律语言与翻译学科方向不是法学和语言学或翻译学的简单叠加，叠加不会改变物理性质，更不会产生新的物质。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势必在法学、语言学、翻译学共同作用下生发新知识，产生新理论。他希望中心能够借论坛召开为端，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涉外法治话语的研究中来，将交叉学科做实做强。
胡开宝代表委员会致辞指出，语言学是最接近自然学科的一门学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在于推进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要依托华东政法大学这个平台，汇聚国内外法律语言研究学者，推进中国法律语言的研究。他还强调，涉外法治话语研究，最具有普适性价值，对推进我国的法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提高文化软实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新时代，有必要依托高水平信息技术、语料库等手段，开展涉外法治话语研究。胡开宝教授也针对欧洲政治话语影响较大的原因分享了自身的思考，并对中心未来的发展献上了美好的祝福。
王刚毅代表协会致辞。他谈到，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社会飞速发展，翻译实践应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特征，即翻译工作要紧跟传播与通信前沿技术，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如今我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也是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之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有一些新的思考与研究，包括预见大变局的结果，大变局前后的主导者以及打破大变局平衡局面的因素有哪些等。他指出，我们应从政治、经济、法学和社会学等多角度就当今世界不平衡局面展开深度思考，进行多维度分析，指引当代社会发展。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教授对“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的设立表达热切祝贺。他表示，开展涉外法治话语研究工作，首先要厘清何为涉外法治工作。涉外法治工作就是一定的人运用一定的能力处理一定的事务，因此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此外，他还强调要处理好“树”与“枝”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涉外法律语言能力和综合话语能力的关系。外语能力高度强调句法规则与内容逻辑，涉外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高水平的外语能力。罗教授结合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的翻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不要偏信误译；避免漏译；避免法理的错乱。他提出，向世界传递和输送人才，要保持开放的姿态，从事涉外法律翻译工作须以开放、尊重、包容、融入的心态面对，参与到更宽泛的全球治理事业中去。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法连教授重申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并对法律翻译人才培养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在《民法典》外译的过程中，要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念、新术语准确翻译出来，如“人格权”一词的翻译，就需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涉外法治是以国内法治为基础的、是国内法治的延伸。如何翻译“涉外法治”“涉外律师”等专属术语和理念，应是建立我国涉外法律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译者在翻译时应当时刻明确翻译原则与话语体系规则，进一步优化涉外法治话语体系。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副局长黄爱武从实务角度发表对中国法治话语研究中心定位的看法。他指出，当前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缺乏权威性与准确性，亟需一个线下的权威平台指导涉外法律实务，中国法治话语研究中心应运而生。他希望，研究中心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翻译服务；进一步开展法律宣传，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扮演法律词库的角色，帮助实务部门更好地开展涉外法律工作；成为法律大使，做好民间法律大使，促进民间法律交流。他同时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发展，在法律翻译领域继续开展长期友好合作。
主旨发言过程中，胡开宝指明涉外法治话语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他强调不仅要研究法治话语的形成、术语的来源，还要探讨涉外法治话语对其他法治话语体系的影响，比如中国在国家法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他提出，中国法治话语的规范问题、不同法治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区分、文化本身对法治话语产生的影响等也是涉外法治话语研究的价值所在。有关方法论的创新，要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角度研究西方话语体系，利用好语料库或有更具启发的研究结论。在提到机器翻译时，他指出研究中心可尝试从人工智能出发，结合语料库、数据库等信息化手段，优化机器处理法律文本的质量和效果，应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王振华教授发表“民事纠纷调解者的单声与多声”主题演讲，就民事调解性质、民事调解的“三理”以及实现“三理”的途径进行了系统且科学的阐述，并依据评价系统讨论民事纠纷调解时调解者态度的重要性。调解者在调解过程中应是有态度的，而这种态度包含情感、判断、鉴赏三个方面，态度的来源则有单声、多声的区别。他同时强调，民事调解时要有事理、法理、清理，因此在涉及法律法规时应注意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庄重性，不留对话空间、限制对话范围；而涉及情理时，事理性收缩、法理性收缩、情理性扩大。单声与多声的介入方式对庭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单声与多声的语义理解对翻译实践也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程乐教授进行“法律翻译国际研究：现状、前沿与发展态势”主旨发言。他指出，法律翻译是法律运行机制下的语言转换，受语言体系和和法律体系的双重制约。我国的法律翻译研究应该具有更广的国际视野和更高的国际格局，以满足我国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对国际法律翻译研究进行了全面分析，借助Citespeace软件对法律翻译研究的定量数据进行测算，从科学领域分布、共被引期刊、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等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法律翻译研究现已具有其独特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趋势，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并呼吁学者间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法律翻译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杨明星教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为例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特色法律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构—译—传三维模式”，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话语，也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是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人类命运共同体”译法发展历程，他强调其翻译要基于“政治等效”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也正因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具有广泛的跨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此外，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西方“世界主义”思想有很多契合点，形成一种与国际社会话语的战略对接。在传播效果方面，他讲解了如何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国际认知与反响进行情感分析。他呼吁要从顶层设计上使话语权生成的各个阶段有效联结、一体发展，使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话语权场域”占据一席之地。
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董晓波教授以“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翻译与传播”为主题，围绕“话语”这一关键词展开论述。他对话语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并充分阐述了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他提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会遇到西方法治话语的“陷阱”，我们应当寻得通路、寻得解决方案。中国以往的法律形象都是由西方人所构建，常常存在各种误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翻译与传播对于构建中国法律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法律翻译是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是构建国家对外法治话语能力的重要手段。法律翻译在当前阶段仍存在不一致、不统一的现象，误译和错译也普遍存在，规范化问题则是当前我国法律翻译所存在的最典型的问题之一。我们应当借助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等理论，增进话语体系建设，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
我校科研处处长屈文生教授围绕“新文科”与“大外语”进行了精彩发言。新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屈文生教授将新文科比喻为“高等外语教育意象”，意指新文科模式仍未形成，有待成长。从客观情况看，外语界规模大、语种多、专业数量多，高等外语教育责任与使命重大，关乎文化交流互鉴，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外语”具有其全新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他将“大外语”定义为新文科子系统，认为其发展目标在于解决外语学科的学科危机，注重学科间协同交叉发展，致力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家国情怀，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参与国际治理人才的高等外语图景。他强调，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员，各位肩负着培养新时代新文科大外语领域优秀人才的责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时代要求的新人是外语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中国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成员和学院部分教师结合各自背景与研究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未来发展表达了美好祝愿。
来源}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