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徐盼秋

徐盼秋（1916年-2001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省定海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洋行华员联谊会常委书记、新四军苏中保安处情报站主任、华东情报总局主任、山东军区保卫部科长、山东滨海行署日照海上公安局局长、青州市公安局局长、华东警官学校教育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警务学校和华东公安干部学校教育长、华东政法学院教务长等职。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复校后，徐盼秋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至1984年），同时兼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上海市法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等。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重新恢复招生。9月17日，在激动人心的开学典礼上，徐盼秋介绍说：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大批的教师没有办法继续他们的专业，……在当时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得不放弃、也不可能再进行他们的法律专业，只得转业了。许多老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书都卖掉了。”他认为：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82年2月4日，在华东政法学院首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徐盼秋阐述了法科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意义：“学校目前急需补充教师。我们寄希望于研究生。你们毕业后，是国家第一批年轻的法学者。你们会比我们强，也可能会有同学在全国成为著名的法学家。”

作为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参加政法工作的老同志，徐盼秋不仅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也非常重视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他的专著《什么是国家》，内容深入浅出，多次得到再版；他于195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什么是宪法》和《宪法和共同纲领的关系》，阐述了新中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以及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56年发表于《华东政法学报》第2期上的“在法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一文，强调我们遵守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百家争鸣”，就是为了繁荣学术、昌明科学，使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两者目标一致。徐盼秋指出：在法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解放思想，不要设置研究的禁区。他1981年发表于《法学》复刊号上的“关于社会主义法律与客观规律性”一文，强调社会主义法律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徐盼秋除了在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之外，还全身心地投入到平反冤假错案的事业之中。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徐盼秋的主要职责，但他怀着一颗对人民性命全力维护的红心，为善良、无辜的受害人，尽心尽责地提供法律帮助，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具典型的事例就是盛振为案和凌宪扬案的平反。

盛振为（1900年-199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深造，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院长。1950年3月的某日，盛振为被秘密逮捕，指控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曾经向当局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其惟一依据是在当时院方说明某些学生被捕的布告上，盖有院长盛振为的印鉴，其他人证、物证、书证等一概阙如。此时，公安部门未经调查取证，司法部门未经开庭审理，而且对被告人的无罪陈述，也根本不予理会，就秘密审决，按反革命罪判处盛振为有期徒刑10年（后一直延期关押）。

1980年，全国大力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徐盼秋被上海市领导选定，负责主管上海市法律界的相关调研工作。他得知盛振为居住在苏州的消息后，遂去其在苏州的陋室会晤，了解案情的缘由以及查明真相的线索。随后徐盼秋专程去找苏州市委第一书记梅村，后又找了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张部长同意让上海市法院复查盛振为案。经查，盛振为在主持东吴大学法学院期间，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充当过“国民党特务”，更未“向当局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恰恰相反，1947年5月学运后，他曾出席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高校领导人会议。会上警方提出要逮捕一批列入黑名单的“职业学生”。盛振为当即拍案而起，反对此举。至于控告书上提出的唯一依据，即院方公布的那张布告，盖上院长盛振为的印鉴是当时各校例行的做法，不足为凭。最后，上海市法院确认当事人无罪。盛振为1950年蒙冤入狱，1980年获得平反，时间长达30年之久。幸而盛振为教授长寿，在有生之年，终于盼来了沉冤昭雪之日。

对另一位上海著名人士、原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教授的案件，徐盼秋也是不遗余力、冲破各种阻力，全力帮助予以平反。徐盼秋的道德人格、品行操守、博大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来源于《法治日报》，2020年11月3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