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花萍（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副教授）

古代阶级社会中，皇帝一言九鼎，“朕即国家”，故该时期的汉字法的最主要形态是“汉字帝王法”。本文中的“汉字”取广义的概念，是汉字“音”与“形”的统一。

古代汉字法“生成因素”的分析是一种制约因素和孕育环境的考察，这种制约因素是“突显因素”和“第一因素”的而非唯一因素，因为没有哪种立法行为的动机是单一的；但我们也不全面分析汉字立法产生的所有因素，而旨在探讨汉字法产生的机制及维度表现。

古代汉字法的生成因素

古代汉字法生成的“突显因素”是多维的，我们对古代汉字法的生成因素归纳出以下三种维度，并且征显了主次之别。

一、“人”的因素，即一种“主观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

1．古代汉字法的制订、更改及废立的主体是“帝王”“个人”而不是民众“集体”。

首先，表现为“造新字”或“废旧字”。

武则天为了维护她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性皇权创造了大批新字，以从意识形态上为她的新政找理论依据。但事实表明，武则天造的字，全是以繁代简，把原来已有字的字形加以改变，并没有新鲜的内容。其字多是有关天、地、日、月或社稷君臣这些字，且多带封建迷信色彩。例如：“圀”为“国字，方框内由“八方”两字组成，意“八方土地，于一宇”；“曌”暗含她犹如日月当空，无微弗明，无远弗照（武则天名照）；“埊”为“地”字，由山、水、土字组成；“臣”字，上面“一”字，下面“忠”字组成，在武则天看来，臣对君当忠心如一；而“人”字，则取“一生”为“人”之意。虽然这些字最终被历史沉淀，在当时她统治时，人们不得不遵守，在当时具有字形规范的意义。

其次，表现为“改变汉字书写形体”。“對”（对）字，本从丵从口从寸，“应无方”的意思。汉文帝认为“责对而言，多非诚对，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汉文帝主张以诚信为本，守信不渝，唯士为能，所以字改为从士从寸，于是一字而二形。《说文》引西汉学者扬雄说“叠”字本以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所以字从晶从宜；王莽篡汉后，认为自己是以土德代汉火德，火德已衰，于是改从三日之“疊”为从三田之“疊”。

2．古代汉字法体现的意志及服务对象是“帝王及少数统治者”。

据《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历代的皇帝所用的年号共有708个，从内容上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表示受命于天的，如应天、天兴、天授等；（2）表示神圣祥瑞的，如万利、河清、大圣等；（3）表示改朝换代的，如太始、开元、皇初等；（4）歌颂文治武功的，如大德、上明、文治等；（5）希图安宁平顺的，如安定、广顺、永宁等；（6）祈求江山永固的，如长久、天寿、长乐等。足见，它们寄托着帝王们的美好愿望与理想。元代忽必烈曾出台一部《表章定制体例》，规定在给皇帝的表章中，禁止使用167个汉字：病、苦、杀、灭、减、凶、祸、倾、颓、毁、哀、愁、死、丧、泪、布、暗、罢、败、暴、奔、崩、弊、别、摈、病、剥、播、残、藏、惨、化、极、沉、尘、出、休、除、祥、辞、徂、摧、荡、享、飨……这些字之所以被禁，更多地不是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避讳，而是因为它们是“凶字”，不吉利。

当然这种帝王意志，有时是一种积极的干预力量。例如，“避讳”制度是历代君主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是消极的，但在贤明君主前，则可能渗入积极因素。唐太宗李世民在避讳问题上就较为开明，他说：“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接，并不避讳。”明代本来是个文字狱高发的朝代，但明成祖和其子高炽也都不拿个别错字做文章，认为不该“顾小过天听”。再如，“上尊号”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但是康熙帝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

3．古代汉字法在法律关系内容上，体现为少数统治者的权利，民众只是被动遵守或禁止使用。

文字在古代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拥有。子思曾引述厥祖孔丘的话说：“非天子……不考文。”，即“考正文字，权归子”。古代文字书写的材质甲骨神秘、金石尊宠，它们只可能属于上层社会用，寻常百姓根本就无法得见。

人的名号本来只是一种符号，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代码，但中国古人却认为它是一种超力量的符号。进入封建社会后，人的名字在原有的迷信观念基础上，又被添上一层政治的礼教色彩，使得人的名字更加具有神秘和恐怖的力量，因而出现了“避讳”制度。其目的是让臣民对皇上绝对敬服否则便是大不敬。

秦始皇确立的“皇帝”名号更只是统治者的权利，臣民们妄敢用此号者，简直是拿九族的生命开玩笑。

二、“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突显的是“政治因素”，但也不排除经济、科技、思想、军事等因素的制约。

1．“政治”因素

首先，体现为政权之初为巩固新政权而作出的举措。例如，秦始皇的“书同体”是统一六国后，以汉字统一为基础的文化统一，它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其的终极目标是希望通过统一的文字来维持大一统的统治。

其次，体现为少数民族通过“汉化”举措巩固政权。由于汉字具有超方言的表意能力，故在民族融合、国家统一过程中具有巨大能量。异族统治者为了在中国大地上维持统治，汉字的推广使用是他们首选的途径。从北魏孝文帝、到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是它们建国后的一项重要内容。

再者，政治斗争也是影响古代汉字法内容出现的一个原因。平田昌司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着眼，针对韵书的正统地位指出：“景祐改革是针对真宗、章献时代的风气和制度发起的。既然指责陈彭年的奸谄，不便把《广韵》当官韵使用，礼部也就不得不编一部没有‘五鬼’遗臭的新韵书。”

2．有的“法规”在某个阶段没有出现与经济尚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有关。

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制定了“书同文”政策，却没有“语同音”政策。这里有生产力的因素。那个时代，除了少量的官吏、商人和游学之士以外，方言障碍所造成的不便不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因而不会有“语同音”的规范化要求。其次，语言是重要的教学媒介，进行全民义务教育，语言的统一和规范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当全民义务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语同音”才能真正成为国策。而封建统治者从本质上讲都是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不可能进行全民义务教育，而且秦始皇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提供不出进行全面教育的条件。秦始皇不可能在“书同文”的同时再提出“语同音”的主张来。

宋朝以前，由于印刷术落后，人们的文史哲作品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还不能广为传播，统治者能读大批的作品也就更少，因此，文字狱产生的机会也比较小。

3．受科技的影响，汉字书写（“汉字习惯法”）呈现出阶段性现象。

甲骨文时期，由于使用的工具是金属刀，是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刻写的，所以笔画细瘦，方折笔居多（圆笔不易刻）；且写法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的异体字很多，字无一定格局，形体随所画物体而定，同一篇文字，笔画多的字就大，少的就小。到青铜器时代的“金文”，由于大都是先用毛笔书写，在翻到模范上，最后浇铸而成，因而保存了毛笔壁画的特征，多肥笔，壁画有粗细的变化，有很多涂黑的团块。商代后，最普及的书写材料是竹简，故秦始皇一统后的“小篆”笔画相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线条要匀称些。至汉代用木牍布帛等有宽广表面的东西为材质的“楷书”时，笔画更加平直结构更加方正。王继洪认为：推动汉字字体演进虽然有汉字自身的一些内在规律，但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

4．思想因素，表现为从意识形态角度麻痹民众。

对圣人的崇拜就是很好的例子。如宋代为避孔丘名讳，大观四年规定：“以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清代雍正对孔子的尊崇更是超越于前辈任何帝王。他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敬避，所以当礼部议请：除天坛圜丘之“丘”字不避外，凡遇姓氏都加偏旁，作“邱”字如系地名，则改用他字，至于单用“丘”字，则书古体字。雍正回复：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古体字，还是没有回避，这个字还有“期”音，以后除“四书”五经”外，并加“阝”旁，作“邱”字，地名也不必改，通用“邱”字。雍正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不是一般意义的避讳；其目的无非是从意识形态入手，借尊崇孔子对民众实行思想钳制。“天坛圜丘”之“丘”字，及“四书”“五经”并不避讳，也足见“圣人”的位置仍在“帝王”之后。

5．军事因素。例如，古代汉字法的出现与政治清明、时局稳定有一定关系。

皇太极年间，随着其势力的渐渐拓展，他们才有精力放在思想层面的东西，才有精力考虑要反映满族共同体的事实，将民族名称规范化。天聪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诏谕满洲的称名：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夹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由于亲征噶尔丹战争的胜利结束，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康熙帝才可能腾出精力下诏修书，《康熙字典》即系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的正字书。该字书吸收历代字书有益成分，融合会总，并加以补充，达到封建时代字书的最高峰。

三、“汉字本体”的因素。该因素相对其它因素来说份量明显更弱。从动机上说，它是服务政治的手段；从发挥作用方式来看，汉字是在“被异化”的情况下使用；从内容上看，它多出现于一些务虚的领域，与意识形态挂钩。

1．重视文字的符号标记作用。

例如，历代朝代的名称，其实也是一种身份认同，通常是对帝王某段有重要意义的经历的纪念，通常与帝王的活动地、发迹地、封地和封号等有关。例如，“夏”之得名源于禹曾受卦于夏伯；“商”之得名源于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周”之得名源于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曾迁居于周原；“宋”之得名源于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时驻在宋州；“辽”之得名源于契丹居于辽河上游；“夏”之得名源于拓跋思恭建国时以夏州得名；“金”之得名源于金都城位于按出虎水（女真语“金”为“按出虎”）；“汉”之得名源于项羽曾封刘邦为汉王；“明”的得名源于朱元璋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隋、唐”之得名源于隋文帝杨坚之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曾被追卦为“唐国公”。

汉武帝以前帝王无年号，年号的来源与祥瑞有关，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标记作用，为自己的年代划上自己的标记。例如，武帝时因见流星的长光而改元“元光”；因郊得一角兽而改元“元狩”；因在汾阳县掘地得了一个大鼎而改年号为“元鼎”。李治显庆二月，以益、眠等州皆言龙见，遂改元“龙朔”，龙朔三年十二月因麟见，来年正月一日便改元为“麟德”……一个年号的改动，意味着除旧布新，从头开始。故一个帝王可能有若干个年号。由于年号太多难免有导致纪年混乱之弊。所以自明至清，任帝王，从登基到驾崩，只使用一个年号。“康熙”“弘历”执政六十年之久，但在年号上也是不搞什么新创意的。

2．注重文字符号的“所指”义。

我们来看清代皇帝的名号。“皇太极”是清朝的奠基人，他认识到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吸收汉民族的优秀文化其年号为“崇德”，即“崇尚德化”之意，反映了皇太极当时的政治理念。“顺治”即位前，皇太极统一了整个东北，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这时的清帝国雄心勃勃，兵锋屡指关内，意欲逐鹿中原，一统华夏。年号“顺治”即“治国顺利，实现华夏一统”之意。“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反映了雍正在得位“正与不正”的舆论压力下想以此强调自己皇位“正当性”的初衷。

忽必烈定“元”为新国号，源于“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大元”不仅象征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古所无”的“大业”，还出自儒家经典“至公”之论，进而可以与三代相媲美，名正言顺地厕身于夏、商、周、秦、汉、隋、唐大统一王朝序列。建年号和改国号，显然是忽必烈吸收汉地文化，改变其政权形式和内涵的两个重要步骤，指向符号的“所指”义。

古代汉字法生成因素的特征

一、“多维性”与“综合性”

古代汉字法的产生是个“多维”的机制，有“人”“社会环境”的和“汉字本体”的。但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每一个汉字“法规”的“诞生”都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例如，秦本处西北，进入周原后，继承了先进的周文化，包括周的文字体系；因此，秦国的这种以秦文字为基础的规范统一方案，被罢者多是不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某些六国文字，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秦始皇的“书同体”行动使两千年来的汉字的发展具有了极高的稳定性；经过这次整理，汉字字形有了规范的标准，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政令的畅通，对社会发展及政权巩固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既有“巩固政权”的因素，又跟帝王“有头脑、有思想”的个人因素有关。

二、“层次性”与“一致性”

古代汉字法的生成因素有个主次的层级性问题。其中，“人”的因素，即帝王的干预是影响汉字法的第一因素，无论消极的、抑或积极的，终归是帝王意志的体现。“文字”在社会中产生并发展，其产生必然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各因素。良法的产生自然得力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依托于“汉字本体”因素的古代汉字法从数量上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多以被异化的形式、被统治者用作意识形态的工具应用在务虚的领域。这三大因素不仅作用于古代各朝代的汉字法，也贯穿于民国和当代汉字法的产生机制中。

三、“政治性”与“社会性”

为避字形之混，“莫州”本瀛州之县，以“鄚”字类“郑”字，开元十三年改为“莫”字；“邠州”之“邠”字也本作“豳”字，因类“幽”字而改。因缺笔画的避讳方式造成了文字的混乱，唐显庆五年有“写书御名不缺点画诏”，以防“会意多爽、指事全违，背立书之本意”。该类举措毫无疑问具有“社会性”，有利于民众交际和社会秩序，但它是便于统治者管理的需要，最终指向是“政治”，是统治者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还有，“创制隶书”“刊刻石经”“文字职官”的设置等形式，表现上看，确实是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规范了汉字，传播了汉字，促进了人类的交流与沟通，但观察它们的背后，可以体察到“政治棒”的力度。

（来源于《山西市场导报》，2020年8月13日，B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