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文革”及华政的第二次被撤销（上）

1965年11月中旬，中央召开了政法教育工作会议，学习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学按党校式、抗大式办革命学校。在此形势下，11月19日，华政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指示，强调学校今后搞半工半读，且学制也不能太长。党委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如下7个问题：1.如何革命化；2.课程如何改革；3.半工半读如何进行；4.学制如何确定；5.教师队伍如何调整；6.政治工作如何加强；7.向市委政法小组、市高级法院汇报，要求他们加强对学校的领导。

进入1966年，“革命”色彩更加浓厚，学术气氛更加淡化。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设立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大字报”。

在此背景下，华政不得不“行动”起来。同日，华政召开“声援北大七同志革命行动大会”。时任华政党委书记的魏明不得不作动员报告，号召全院职工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随后，华政院内大字报骤增，有些大字报的矛头开始指向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华政开始。

1966年6月22日，由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林道生为组长，空军政校政委刘东志为副组长的市委“文化革命工作组”18人进驻华政。8月4日，华政“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成立，由12人组成。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根据中央指示，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

同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了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复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受此影响，华政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如“八一战斗队”“抗大兵团”“实事求是战斗队”“红卫兵团”“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赤革会”“战到底战斗队”“教工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纷纷组建，频频上演“扫四旧”，抄家，外出大串连，批判、批斗院领导的政治闹剧。并先后数次发生重大的、恶性的将教师和干部拉出去，在上海市区范围“游街”“游斗”的事件。其间，华政研究组教授高某某和其妻子方某某，华政哲学教师郭某某，都被逼自杀。如同韩信昌、王连城在“记法学教育东方明珠之辉煌”一文中所说：“典雅的交谊楼成为迫害干部的‘囚室’，圣洁的小教堂也曾变为绑架秘密关押人的场所，在‘上帝’面前拷打无辜人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华政还有两位教师受到了牵连。虽然，《华东政法学院党史大事记（第一册）》（1952年—1972年）中没有点名，只是讲了“韩某某”和“李某某”，但笔者从与其他老师的访谈中得知，韩某某，就是著名法律工作者韩述之。而韩述之，文革前是华政教授，也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就是上海法院的法官，在解放初期曾担任过上海法院的副院长。1957年，因为提出了“有天无法论”和“职业犯无罪论”（大字报批判他时用的语言），而被划为“右派”，被送去改造。

笔者在华政档案馆所保存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份名为“已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的情况调查表”（由华东政法学院填写，署的日期是1964年3月11日），上面对韩述之有专门的记录：姓名：韩述之；性别：男；年龄：（空白）；原属党派：中共；参加工作时间：（空白）；摘掉右派帽子的时间：1959年10月；原系、科、专业：（空白）；原任职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职务：（华东政法学院）研究室研究员；原处分情况：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由机关11级降为13级）；摘掉（右派）帽子后是否调整过工资：否；需否重新确定职务及如何确定的具体意见：原在（上海社科院）政法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改为教学单位（即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后，没有再担任教学工作，作为编译人员使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1月5日，华政“红卫兵团”和“教工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进一步对韩述之进行压迫。他们以韩述之所谓“叛徒”和“销毁伪法院档案”等问题，立案审查，并成立了专案组，多次在全院批斗会上对其殴打。1968年9月21日，经张春桥决定，市公检法军管会对韩述之进行拘留审查。虽然，这一拘留至1970年8月被因“作内部矛盾处理、教育释放”之理由而解除，但对当事人的肉体和心灵创伤则永远存在。这一专案审查，最后一直到这场运动的结束，于1979年7月6日，才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平反决定，予以废除。

(来源于《法制日报》，2020年6月23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