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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治报】法治传播与法治信仰的形成

发布部门:宣传部发稿时间:2020-06-11浏览次数:10

何瑞鹏(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范玉吉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深化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因此,要深入开展全民普法工作,真正把法律交给亿万群众,让法治走进百姓心田。特别是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背景下,培养全民的法治素养事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关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必须运用好现代传播手段,用法治传播来塑造国民的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与法治传播

《人民日报》曾刊发过一篇评论文章《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文章指出,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法治信仰是人们对法治理念的理性体认,是人们对法治作为社会形态从情感到理性的认识升华。在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一直是外在压力在推动着,清末的变法修律是内外交困下的无奈之举,而民国的法律体系又是西化的法律移植,新中国建立之后又因种种历史原因影响了法治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虽快,但制度的建设速度超过了大众思想进步的速度。没有法治思想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法治的现代化。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有了法律并不一定就有了法治,法律体系只有通过民众的知性体认、理性体认和感性体认后产生知法、尊法和守法的行为后果,才能真正产生法治的力量,而这一体认过程就是从法律的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是从信念向信仰的升华。当前,培养和塑造法治信仰方面,法治传播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法治信仰的生成基础是对法治的认知和认同。具体而抽象的法律文本和法治理念并非不可认知,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长期从事的工作使他们容易对法治产生信仰,但对于普通民众,却并非易事。因此要让民众对法治产生情感是信仰形成的重要前提,进而产生法治信仰的意志和信念,使自由、民主、正义、公正以及秩序等抽象概念内化为主体的价值认同和生命体认,真正生成法治信仰的人格。在由法治具象体认到法治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对普通民众影响最大的还是法治传播。因为法治传播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和情感来塑造法治价值,是通过审美和方式从情感上接近法治与民众的距离,让法治在民众思想和精神层面生根,内化为民众超然的精神品格。

法治信仰的塑造有多种方法,其中法治传播是效果最好也最便捷的方法。法治传播包括法治新闻传播和法治文化传播,两者都是通过具体可感的法治事例,用具相取代抽象,用形象取代概念,用情感取代说教,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理念。法治新闻传播是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对依法治国过程中产生的与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以及全民守法等有关新闻事件的报道。目的是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用法治精神、法理思维和法治观念去报道法治事件。法治文化传播则是运用影视、戏剧、文学、书画、曲艺、民间艺术等艺术形式对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以及法律知识进行艺术化的表达,以生动形象、形式多样、深入浅出、贴近群众的方式进行法治文化传播活动,让受众对法治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崇尚,从而在行动上遵守和服从。这就是对法治的信仰。

法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法治传播是通过对塑造法治形象来促成民众的法治信仰,民众通过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法治形象认识提升,最终内化成了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的法治信仰。当前民众对法治的信仰,是基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认知与认同,需要民众对国家法治形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和认同。国家法治形象作为法治国家的媒介形象,主要包括国家法律形象、法治政府形象、公正司法形象和法治社会形象,这四个形象通过法治传播的塑造,最终会成为塑造民众法治信仰的重要手段。

我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律只有让民众产生知性体认、理性体认、感性体认,才能真正做到知法、尊法和守法。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信仰的基础,如果一国之民众对本国法律都缺乏信心、信仰,那怎么会对法治产生信仰?法治传播必须承担起法律宣传的责任,广泛而深入地向民众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才能为善治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就是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剖析来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精准释法、精准普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讲清说透,让民众对法律产生了信心、产生了信仰。

法治政府形象是法治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而法治传播就是要把我国政府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成就,通过新闻报道、艺术表达呈现给广大民众,让民众信赖、支持、爱戴我们的政府。此外,《决定》也强调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法治新闻传播和法治文化传播是形成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最有效途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就是通过侦破汉东省京州市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让民众看到了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有重要引领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司法公正形象的塑造对民众法治信仰的形成至关重要。司法形象是由法官形象、司法案件、司法审判、裁判文书等司法环节共同构成,通过每一个司法环节来塑造司法公正形象是法治传播的重要使命。《马背上的法庭》《法官妈妈》《邹碧华》等电影就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法官形象,让公众充分感受到了法官群体司法为民的真实形象;而《人民的名义》《执行局长》等电视剧展现了司法程序、司法执行中司法人员的公正与执着。此外,众多法治新闻报道也在及时而准确地向公众报道着司法的公平正义。

法治社会的建设关键在全民法治观念的养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在部分人看来人情大于天理,更大于国法,便出现了情凌驾于法之上的怪现象。民事诉讼领域中生效判决无法执行,老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承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来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问题。之所以会这样,就是法律的权威性没有在被执行人心中树立起威信;有些官员贪赃枉法、以权代法、违法乱纪,也是心中对法律缺乏敬畏。因此,全社会必须形成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应遵守法律、崇尚法律、捍卫法律。这需要在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中,都要突出法治在解决一切问题中的核心作用,引导公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法治传播的主要途径

法治传播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法律只有在每一个公民心中,内化成为法治信仰和文化人格,才能真正发挥作用。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决定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五普法就此拉开帷幕。2020年是七五普法的收官之年,八五普法历程也近在眼前。

普法宣传工作的本质是法治传播,是以法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活动,目的是让公民接受法治教育,确立法治理念,塑造法治信仰。法治传播的基本组织架构应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公室为总领导,依托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统一的法治宣传教育纲领,运用各类媒体、文艺团体和群团组织,从大众传播到组织传播再到人际传播,构建起一个立体多面的法治传播组织架构。

1.传统媒体是法治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的法治传播以1979年8月《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法治传播格局已基本形成,中央级法治媒体有《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民主与法制时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全国三十个省级单位都创办了法治类报刊,其他综合类报纸如《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以及省级综合类党报也大量出现法治新闻报道。电视方面自1985年5月22日上海电视台首次试播中国第一个法制栏目《法律与道德》之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纷纷开办法治类栏目或频道,节目内容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

2.网络新媒体成为法治传播新阵地。2001年6月中国普法网的建立,带动了各地方普法网和门户网站的法治宣传,一时间形成了网络法治传播的热潮,法治宣传的网络基本形成,法治传播成为媒体报道的新亮点。互联网的发展让新媒体对法治传播的作用愈发凸显。笔者通过对浙江省的法治传播调研发现,《浙江法制报》将全省公、检、法、司法行政的网站(网群)、微信、微博、头条号等百余个新媒体集中代为运营,其中党委政法委系统81个、法院系统101个、检察院系统102个、公安系统171个、司法系统115个、政法媒体1个、人大2个,形成了庞大的法治传播新媒体矩阵。通过新媒体进行法治传播,日益受到公众的欢迎。

3.影视作品在法治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法治影视作品因其直观、形象、生动,一直深得受众喜爱。2019年10月25日上映的校园欺凌电影《少年的你》,上映27天总票房就突破了15亿元,观影人次突破4000万大关;据收视率排行榜的资料显示,2017年《人民的名义》以3.661的收视率高居当年度的榜首;2019年4月电视剧《因法之名》也创下了同期收视率全国第一。不难看出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法治影视作品所建立的通往法律信仰的道路甚至超越了直接对‘白纸黑字’的法律的知识性传播,将法治语境、可感生活、多元视角相结合,用润物无声的方式软化了法治本身的刚性结构。

4.法治文艺是法治传播不可忽视的力量。书法、绘画、曲艺等法治文化活动,在突出区域特色、调动社会参与、凸显法治文化内涵方面作用非凡,通过这些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把法治理念用可近可亲、可敬可信的方式送到群众面前。如2018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嘉定法宝杯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全国曲艺展演活动,在塑造法治信仰方面就取得了良好的法宣效果。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对相声、小品、快板等曲艺形式十分欢迎,用亲切的方言诉说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纷,把那些枯燥、艰涩、深奥的法律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效果反而比那些来自象牙塔里的高端理论更好。

可以说,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法为法治传播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对塑造公民的法治信仰提供了物质保障。

结语

法治传播是当代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塑造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方面,绝对不能低估了法治传播的重要作用。今年是七五普法的收官之年,即将开展的八五普法一定要运用好法治传播这一重要工具。当前社会无论从传播手段还是传播内容都已发生巨大变化,法治传播的内容就不能再唱老腔老调,必须唱出新声新韵。但无论如何,依法治国作为法治传播的硬核内容是不会变的,法治的力量必须在新的法治传播格局中迸发出新的生机。 

(来源:《上海法治报》,2020-06-03,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