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曲折：第一次复校（上）

在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的动荡，1960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打击，党中央意识到了以急躁冒进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等为表现形式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巨大危害性，开始意识到我们国家离消灭法律的共产主义还很远，治理国家还是需要法治。中央提出了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要求，法治形势开始变得好转。

在此大背景下，上级部门决定恢复华东政法学院。这是华政于1958年被撤销以后的第一次复校。实际上，当时华政复校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华政被撤销后，几乎以整个建制并入了上海社科院，成为里面的政治法律研究所。而此时，由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并入，复旦与华政第二次联手，所以上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所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科研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内部印的教材和译着等，有政治组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1959年10月），学术秘书组译：R·庞德着《法的任务》（译者的话署名董世忠）等。

1963年7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批示，同意筹办华东政法学院。具体内容为：

1.华东政法学院以上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所为基础筹办，拟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继成，市高教局副局长曹未风，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申玉洁，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田光，政法所副所长袁成瑞，上海社科院总务处处长宗士诚，政法所党总支书记杨峰7位同志组成筹委会，李继成任主任，田光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由袁成瑞任主任。

2.华东政法学院的业务教师，以政法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中绝大多数是1958年华政被撤销时转过去的教师）为基础，尽可能调回大部分在上海市工作的原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师，不足部分拟请最高人民法院解决。

3.学生规模拟定为1000人，学制四年，每年招收250人，1964年拟招200人。

4.按中央规定，华东政法学院是中央事业机构，行政上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教育部双重领导，以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为主。

5.华东政法学院的院址，拟设在上海社科院现址（1958年华政被撤销、成立上海社科院时，上海社科院就以华政的校址为院址。因此，从华政，到社科院，再到华政，折腾了三个来回，地方实际上没有变，都在万航渡路1575号圣约翰大学校园之内）。

6.筹办经费拟请最高人民法院自10月份开始下拨。

1963年10月15日，华东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公章于10月10日起启用。而具体担当华东政法学院复校这一重任的，就是当时中共徐汇区委常委、区长魏明。他于1964年1月29日，被上海市委任命为华东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魏明（1908年—1982年），河北省河间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家乡参加抗日自卫军，担任过人民政府的县长等。1945年起，先后担任冀中地区专署的干部。1949年12月起，任安徽省皖南地区行署主任。1951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院长、党组书记。1955年起，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58年起，任中共徐汇区委常委、区长。1963年参加华东政法学院的复校工作，1964年正式复校后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

除了魏明以外，还有其他一批同志参加了1963年华政的第一次复校工作，如后来担任副院长的田光、袁成瑞等。在筹备委员会的高效工作之下，复校的进程比较迅速。而在千头万绪的筹备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而在这方面，华政以及上级主管部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上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的所有专业人员，以及分散在上海各家单位的原华政教师尽可能地调回华政，这些专业人员主要有郑克强、徐轶民、王召棠、徐顺教、王志平、朱庆祚、强远淦、杨德纯、唐培吉、庄咏文、江邈清、奚玉龙、施荣根、田士雅、徐建、石国强、浦增元、黄道、江素贞、方晓升、席祖德、吕振溪、毛树林、唐荣智、龚介民、范关坤、李宗兴、李昌道、孔令望、陈业精、张国全、吴会长、彭万林、金立琪、杨奉琨、张寿民等。还有一部分人，由于一些政治问题，虽然回到了华政，但是不能上讲台，只能进入当时专设的一个部门：研究室，如潘念之、齐乃宽、叶孝信、王绎亭、顾维熊、韩述之、陈文彬、胡元义、高其迈、叶松亭、施霖等。

二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尤其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司法实务部门求助，希望这些部门抽调部分干部，调至华政充任专业课教师。当时原则上一个省抽调两名干部，但由于司法审判实务工作和专业课教师的授课毕竟有所差异，所以最终来华政报到入职的并不多，大概也就几个人，如安徽来的谢友学，后来长期在《法学》编辑部工作；江苏来的苏惠渔，后来一直在刑法教研室任教。此时，上级部门还从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人，这当中后来长期在华政任教的就有夏吉先和黄勤学等。

(华政的故事（四十六）详见2020年4月28日9版）

    (来源于《法制日报》，2020年5月12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