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成长：《法学》的创刊（下）

《华东政法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是徐盼秋、曹漫之和潘念之三人的结论，可以从以下信息中得到印证：在1957年《法学》第1期的封三中，刊登了《法学》双月刊的编辑委员会，共11人：王文昇，王绎亭，方行，刘焕文，李树棠，洪文澜，徐盼秋，曹漫之，杨峰，杨兆龙，潘念之；主编：曹漫之；副主编：洪文澜、潘念之。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编辑委员会主要是华政各个教研室（学科）的负责人，以及上海地区的著名法学家。而主编，则是学校研究处的处长曹漫之。顺便说一句，这个名单，在《法学》第1期出现后，之后各期再也没有出现过。

上述主编、副主编中，曹漫之后面我们会专门介绍。洪文澜，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著名刑法学家、民法学家。1952年华政筹建时，本来他也在被推荐来华政任教的名单之中，但也是因为其“旧法人员”的背景，最终没能进来，与杨兆龙、孙晓楼等一样，仍然留在了复旦大学，改教其他课程。此次，《法学》编辑委员会组建，他就作为上海法学会方面的代表，参与了《法学》杂志社的领导工作。

而潘念之（1902年-1988年），则更加有名。他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1924年成为中共党员，主编《火曜》周刊。1926年3月，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兼任中共党团书记。1928年，遭国民党通缉逃亡日本，就学于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1929年回国，在上海一面进行反蒋民主活动，一面从事著述翻译。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从事中共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和上海法学院任教。新中国建立后，潘念之出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53年，受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调入华政工作，主要从事文字和编辑工作。1979年3月获得平反，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1982年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曾与中国法学界元老张友渔共同主编了1984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华东政法学报》更名《法学》后，隶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上海法学会、华东政法学院共同编辑、出版。《法学》从1956年6月创办，1957年2月更名，改为双月刊，到1958年第1期开始又改为月刊，再到1958年9月，一共出版了18期，为20世纪50年代上海乃至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撤销时，《法学》月刊第9期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5400份，作为一本学术刊物，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在这18期中，《法学》刊登了上海及全国法学工作者撰写的近300篇论文和文章，其中相当一批是在当时引领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在现在仍然保持先进性的好文章。如杨兆龙的“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黄道的“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张光博的“关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意义”，等等，都是新中国前期法学研究中的佳作。

非常遗憾的是，这么一份优秀的法学刊物，到1958年10月就被停办了。真的是令人痛惜！在她被停办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在1958年第9期（即最后一期）的“编后记”中，编辑部还提出了5点总结和工作计划，其中第4点、第5点明确说：“我们欢迎根据这些（中央）会议精神来总结各地各项具体工作，讨论各个具体问题的稿件。”“政法工作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大跃进’带来的以成立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新要求，请大家进行一些实际的研究。本刊欢迎这方面的稿件。”这说明，在出版《法学》第9期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和老师还不知道《法学》到下一期就要停办了。虽然，上级要求华政和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的事情，在1958年6月华政党委的会议上就已经传达、讨论过，但《法学》被停办，这是当时的编辑部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从华政档案馆所保留的文献中，看到了一份《法学》编辑部于1959年2月6日，写给雷经天院长的报告，上面称：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现在已经将各项工作处理完毕，可以结束了。涉及的问题有，对外，退还读者的各项订刊款项；对读者来函询问《法学》为什么停刊，编辑部除了随函随复之外，还拟于本月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启示，正式说明停刊的情况。关于编辑部所保存的印刷用纸、图书文献资料、办公用品以及《法学》的合订本，移交（赠送）给上海法学会。而不成套的部分单本杂志，则拟出售给旧货回收站。看了这些，心里唏嘘不已，真的非常悲伤。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1958年8月华东政法学院的撤销，与《法学》的停办，是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从近的原因来说，就是华政的撤销和上海社科院的成立。既然华政不复存在，作为华政学报的《法学》也不可能再办下去。另一方面，从远的原因来看，1958年“大跃进”，极大地否定了法和法治的意义。既然法律不再需要，那么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法学院也不再重要了。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虚无主义，导致了1958年8月华政的撤销，也导致了1959年4月至6月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的相继撤销。因此，《法学》1958年10月的停办，只是国家法治发展曲折道路上的一个音符而已。

（来源于《法制日报》，09版，2020年0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