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成长：《法学》的创刊（上）

华东政法学院诞生以后，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运行，渐渐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一方面，原来民国时期传承下来的上海的法律学术氛围，在1956年前后，在国家政治相对比较宽松的条件下，重新得到恢复。另一方面，随着华政乃至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在1954年得以恢复）的法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益增多，迫切需要有一个开展法学研讨平台和发表法学研究成果的阵地。此外，当时在整个中国，发表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只有一个是设在北京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的《政法研究》。因此，创办一个法学刊物，发表法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学理论研究者、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间建立桥梁的法学杂志，就成为摆在华政校领导和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在华政郑文卿、雷经天等校领导和徐盼秋、曹漫之等骨干教师的努力下，1956年6月15日，《华东政法学报》第1期（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按照季刊的计划出版，一年4期，每期74页。因为此时已经是6月，所以1956年拟出3期。在第1期共发表了12篇文章，作者有老一辈的法学家，如刘焕文教授，在民国时期已经成名的法学家，他发表的论文是犯罪动机与刑事责任；黄道讲师，是外面调进来的年轻干部，他发表的是怎样判断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于占济助教，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分配过来的，他写的是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审判作风的思想本质的认识。也有华政自己培养的学生，即1952年10月在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华东地区9所大学在读的法科学生转入华政读书，之后毕业留下来当了华政教师的青年人，如刘灿璞讲师，他的文章是我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认识。

关于《华东政法学报》的办刊宗旨，创刊号在发刊词中是这样说的：记录、说明并总结我们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专题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科学上的成就，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要求，《华东政法学报》将提倡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术上的创造性，从实际出发，刊载政治和法律科学的研究作品，介绍政法教学工作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组织政治和法律的学术讨论。它愿尽力推动政法研究，为政法研究服务。与1956年我国政治上比较宽松的氛围相适应，发刊词强调了学术民主、学术批评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是推进学术思想的重要精神。不奖励自由思想，不展开自由讨论，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术上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新生力量。《华东政法学报》将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重视有独立劳动和首创精神的作品，重视‘问难析疑、求同存异’的学术争论。从发刊词的这些表述来看，《华东政法学报》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自由、学术争论、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

1956年，《华东政法学报》一共出了3期，从这3期上刊登的文章来看，其作者队伍基本上以上海地区的法学工作者为主，而民国时期就已经成名的一些法学大家也陆续亮相。如李良，华东政法学院的教授，1952年华政建立时，由上海学院合并过来，他在第2期上发表了‘百家争鸣’和法律科学；丘日庆教授，是民国时期著名国际法学家，此时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他发表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定义（第2期）；杨兆龙，原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此时为复旦大学教授，他发表了后来引起广泛共鸣和争议的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第3期）；还有孙晓楼，民国时期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律教育学家；陈文彬，民国时期著名刑法学家；俞承修，民国时期著名民法学家。都在《华东政法学报》第3期的研究‘旧法’的意义和态度专栏中，发表了文章。

从杂志本身看，没有写明当时的主编和副主编是谁。但从保留下来的华政的档案文献显示，《华东政法学报》创办时，徐盼秋、曹漫之和潘念之是华政研究处的领导和骨干。因此，《华东政法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应该是他们三个人。

（来源于《法制日报》，2020年4月7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