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成长：学校影响力的提升（下）

在创建上海和重庆两所法律学校的同时，司法部决定在山东再创建一所济南法律学校。而这个任务，同样由华政承担。我们从华政档案馆所保存的一份文件中得知，华政在向山东派遣教学人员时，附函做了如下说明：济南法律学校，“根据司法部指示，我院应支援你校各种教学人员30名，但我院只能支援你校27名。现将名单送交你校，自1957年1月份起，工资等由你校供给。”

从名单上看，有林庆勋（民法），章道全（刑法），祁克正（劳动法），侯毅（合作社法），宋仲华（组织法），王广璧（政治经济学），于欣吾（法学理论），李华章（犯罪对策）等。由于名单（手写稿）上修改比较大，所以最终到底去了多少人，现在已经不是太清楚了。根据谭永介老师和王群老师的回忆，他们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确切的人数。而且，谭永介、宗丹楠、蒋松和王群四位老师倒是真的去了，但名单上却没有他们的名字。

谭永介老师告诉我们，1956年他去了济南法律学校以后，时间很快进入到了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的“冒进”氛围下，是什么都想搞大。“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其他一些单位合并起来，组建了上海社科院。我在济南也是这样，我们所在的法律学校后来撤销了，组建了山东政法学院，由山东省委政法委管理”。

“当时我们分成几批，我所在的第一批有20多个人过去，有我、薄英豪、蒋松、王群等等（薄英豪和王群是1956年华政第一批评上的讲师，谭永介是第一批评上的助教），也是上基础课。但后来，我们去的这批里就王群、我和蒋松三个人回到了上海。其他的人在那里（山东）结婚生孩子，回不来了，上面只给了几个户口名额。”“在山东，济南法律学校后来没有学生了，当时省里面有其他任务，就把我们当成工作人员抽调过去干活。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时，我才回到了华政。”

王群老师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不胜感慨：“1956年山东省开办了一所法律学校，用来对高中毕业就进入法院体系的学生、法院中未经受过正规训练的法官进行培训，当时有八百个人来法律学校上课。华政派出我和谭永介等人一起去支援。谭永介教的是逻辑学，我教的是法理学。”王群老师比较开朗、乐观和豁达，实际上他1956年去山东支援建设济南法律学校后，于1957年“反右倾”运动中在济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之后就离开了法学教师岗位，直到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时才回到母校重新任法理学老师。

当时去山东支援创办济南法律学校的，还有宗丹楠老师。

宗丹楠，江苏宜兴人。195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并入华政后，他承担了文化课、地理课的教学工作。之后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助教，协助曹漫之等老师工作。1956年被评为华政第一批讲师。

在宗丹楠赴山东参与筹建济南法律学校时，曹漫之把他叫到家中，交给他两封私人信件，一封给时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高原，请他关心宗老师的入党问题；另一封信是给济南军区的李耀文少将，让他关心宗老师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虽然，宗丹楠老师后来都没有去麻烦这两位领导，但曹漫之对他的关心、关照，让他一直感动不已。

济南法律学校停办以后，宗丹楠又先后转入山东省公安学校、山东政法学院、聊城师范学院等院校工作，主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来就没有能够回到上海。改革开放以后，宗丹楠在山东省政法干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现改名山东政法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也曾担任《政法论丛》的副主编。

2002年11月，华东政法学院为庆祝建校50周年，编撰了《华东政法学院校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岁月留痕》（童西荣、谭永介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宗丹楠老师应编辑之约，撰写了“感谢华政老一辈领导人对我的培育之恩”一文。在文章中，宗老师不仅回忆母校和领导对他的培养和帮助，也讲了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下农村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看到许多农村人民公社发生的浮夸风、弄虚做假等现象，他将这些情况如实说出来后，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并被降级处分，贬到鲁西北的莘县一中担任语文教师。一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回归山东省政法干校工作的曲折经历。

华东政法学院1956年接受司法部指令，在本身师资力量还不是特别雄厚的情况下，共派遣出57位骨干教师，支援上海法律学校和山东济南法律学校的建校工作，这一历史贡献我们华政学子不应忘记。虽然，上海法律学校和济南法律学校后来命运多舛，没有达到司法部创建这两所学校的目标，但华政的宽阔胸怀和推进法治之热情、执著，已经赢得了中国法律人的认可和赞扬，体现出了法律名校的应有风范。

（来源于《法制日报》，2020年3月31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