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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报】刻意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 会构成哪些罪名——访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李翔教授

发布部门:宣传部发稿时间:2020-02-14浏览次数:85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地出现刻意隐瞒个人真实行程和活动致使与其接触的多人存在被传染现象,这些刻意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的人可能构成哪些罪名呢?记者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李翔教授。

记者:如何看待这些人刻意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的行为?

李翔:在全国人民积极投身这场“防疫阻击战”的时候,这些人的行为让人匪夷所思,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像是某种“迷惑行为”,而这些行为也已经超出了道德评价范畴,进入刑法视野。在防疫期间,刑法该用的要用,但要做到依法精准适用。

根据“非典”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中将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渎职类犯罪等5个主要领域中的几十个罪名。

记者:《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类行为是否有可能适用该罪名?

李翔:此次“防疫阻击战”中,根据202026日“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对于部分行为,可以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工作的;(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换言之,必须是引起了甲类传染病的传播或是有甲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时才能适用该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国家卫健委经国务院批准,于今年120日发布了2020年第1号公告,公告第一条规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虽采取的是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仍旧属于乙类传染病的范畴。从2008年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设置上看,该罪的成立必须在客观上“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2008年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的《立案追诉标准》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扩大解释为“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根据该解释,作为该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已经满足。

记者:那么这类行为可能构成哪些罪名呢?

李翔:主要可能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妨碍传染病防治罪”这三个罪名。

“两高”《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另外,该条第二款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最新的“两高两部”《意见》中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在此次防疫工作期间,这类隐瞒不报的行为是可能适用这两个罪名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出现竞合关系的时候,仍然应当坚持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记者: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相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该是重罪,是否可能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呢?

李翔: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7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的确,前者为轻罪,后者为重罪。一般而言,鼠疫、霍乱的危害性、危险性及传染性应该是远大于“新冠肺炎”的。依据《解释》,“新冠肺炎”患者逃避治疗、强制隔离等措施而故意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严重传播危险的,虽然并不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轻罪),但却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重罪),看似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但我认为,上述看法并不成立。

首先,两个罪的主体不相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主要是针对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针对一般主体的,对不同主体的规制中适用轻重不同的罪名,由于存在主体这一其他变量,因此并不能对比得出罪刑不相适应的结论。

其次,两个罪的主观方面也不相同。从立法的法定刑设置上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是过失的。如果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则应以其他罪名处理,才能实现罪刑均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方面则是故意的,符合这一罪名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会远大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

因此针对这类隐瞒不报而导致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传播具有主观故意的行为,要具体区分情况,分别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是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的。

记者:针对上述案件中的这类行为,具体应当如何确定是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呢?

李翔:目前全国各地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基本上都规定了“重点地区人员需向社区(村)登记备案,并主动居家隔离”。对于客观上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公共活动,与他人接触,在客观上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而事后又证明,行为人确实被确诊并导致其他人被传染或者隔离等,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中,客观上“危险方法”以及“公共安全”的认定上均不存在疑问。

需要讨论的是,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的判断。根据《解释》规定,行为人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及公共安全的,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就要求行为人除了主观上认识到病原体并同时故意传播病原体,危及公共安全。这里“明知”的内容是对病原体的传播(携带),在要求行为人申报并自我隔离的情况下,则表明存在一定携带病原体的可能性,在行为人明知存在携带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到处走动、参加活动、与他人接触,则表明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意志因素中至少存在“放任”,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具有可行性。

而《解释》中将“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明确指出了是“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排除了“放任”的情形,和前面所说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并不存在冲突。

记者:在针对该类行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应当如何把握当前的刑事政策呢?

李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解释》的内容上看,对于在特殊时期的行为,基本上采取了“依法从重”的刑事政策。在特定情况下,刑事政策对于刑事司法认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全民防疫的当前,采取适当从重的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

当前,全国各地的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都发布了相关的地方性规定。上海公安机关发布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告》中指出,个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疫情管控工作措施。这些措施都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制定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为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提供地方性政策保障。

(来源于《松江报》,2020214日,记者 李于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