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我们所走过的日子里,既有取得成功时的欢乐,也有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正是在这欢乐和沮丧中,我们日益成长。新中国所走过的法治道路也同样如此。从今天起,本报将连载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且曾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的系列文章:“华政的故事”,通过华政这所法科大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平凡的进程。
□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传承：复旦大学的遗产（中）
国立英士大学法科和私立光华大学法科,也是被复旦先行并入的法学教育资源。
英士大学于1928年创建,初名省立浙江战时大学。1929年5月,为纪念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的革命志士陈英士,改称浙江省立英士大学。1943年4月,英士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6月,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之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这样,从1943年开始,英士大学增设了法学院。
1949年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命教育部总务司长邓传楷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邓校长一肩抗大责。学校经费匮乏,邓校长就把祖传布庄的卖布所得全部贴入学校开支,这样学生和教授衣食无忧,尽学相授。邓校长又择才施教,学风为之丕变,校誉日隆。此时设有工、农、医、法、文理5个学院,20多个系科,2800名师生。
英士大学法科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关于其具体运作的情况,包括师生教学科研的情况,由于资料的匮乏,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叙述。但创建英士大学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后来担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校行政专修科主任的阮毅成,则是中国近现代法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阮毅成(1905—1988),浙江余姚人。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并任《时代公论》主编。1937年4月,出任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次年8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在抗战期间,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行政专修科主任。抗战胜利后,为国立浙江大学筹建法学院,并任院长。1949年到台湾后,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等职。1969年退休后,任《东方杂志》主编。阮毅成勤于写作,出版各类着作40多种,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在民国时期,阮毅成是与民法的胡长清、法律史的丘汉平并列,被认为研究最勤奋、成果最丰硕的法学家。
除阮毅成之外,也有当时的一些知名教授如陈盛清(1910—2009)等,在英士大学执教。陈盛清曾任国立云南大学法律系讲师,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民法副教授,1946年任英士大学刑法教授。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陈盛清曾在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任研究员,并转型研究法制史。1957年整风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陈盛清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常务编委名义参加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有关法制史词条并担任法制史全部审校工作。1979年参加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会,为法学卷编委兼中国法制史主编。1979年到安徽大学法律系工作,曾任法律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盛清于1982年与中国人民大学林榕年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徐轶民教授等一起,创办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并担任研究会的第一、二、三届会长。光华大学是1925年6月,由退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572名师生所创建。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6月3日(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颁发的毕业文凭。此一事件,被称为“六三爱国壮举”(现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就遗有“六三楼”,作为对此事件的纪念)。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商议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支持,纷纷出钱出地。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3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开学之日,大中学生已有970余人。光华大学创办伊始,设文、理、商、工四科。校内设有附属中学。1929年后,还陆续增设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铁路工程专修科等。
光华大学首任校长是张寿镛,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9位中国教师成为光华大学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如罗隆基、潘光旦、张东荪、岑德彰、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何炳松、吕思勉、周有光、钱钟书、杨宽、萧公权等。尤其是在当时政法教育和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如潘大逵(1902—1991)和王造时(1903—1971)等,也都曾在光华大学担任过教授。
1951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撤消,其政治系、法律系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9月又并入华东政法学院。而其主体,则与大夏大学等校的相关科系合并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
光华大学存在时间虽然不长,总共26年,但其培养了许多著名的人士。当然,由于其法律系师生并入复旦后已经和复旦本来就有的师生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现在对光华大学法科已经了解不多(如光华大学政法科学生进入华政的,现在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学生在填写表格时,问到从哪所大学转入,有些学生就会情不自禁地填写“光华大学”,如学生谢诗龙,就填写了“来自光华大学政治系”,不说来自复旦)。但光华大学的政法科支持了复旦,而复旦的政法科又支持了华政,则是无需再证明的事情了。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9年9月11日，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