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研究”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观点集萃

政治建设与基础性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樊建武认为，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和话语方式是不同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但其中的理论精髓和本质属性是不会变的，它作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是不会变的。理论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实践的需要和群众的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不是空洞的、陈旧的，也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陈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十八大以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之一，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何益忠认为，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党的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要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什么要将政治建设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这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这一最鲜明品格的体现，也是对现实中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的直接回应。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高党员党性修养。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邬思源聚焦十八大以来关于党内监督理论的发展。加强党内监督是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而提出的，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监督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机制上也有所创新。比如，注重巡视制度，将巡视制度作为党内战略性制度安排。此外，更加强调政治监督，这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内在统一的。

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项重要战略判断，那就是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是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如何解决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这五个词中，创新和协调是更为前提性、基础性的概念。因为创新和协调是人类两项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两项基本的动力。发展的充分要靠创新，发展的平衡要靠协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林进平看来，只有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有实现的可能。美好生活的展开和实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境遇并受其限制，其追求与实现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展开过程。但是，其中需要秉持的一个核心价值立场就是公平正义。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仕菊认为，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它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让全体人民所分享，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不断促进社会的均等公平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共享发展理念蕴含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丰富内容，强调了覆盖人群。共享不等于共有或者均享。共享发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建基础上的共享，建设越多，贡献越大，享受发展的成果和能力、机会也越大。共享发展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回到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样的阶段，更不是简单复制一些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模式，或者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全面深化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贺善侃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基础上，我们党所作出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所形成的改革理论应该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归纳起来，主要突出在几个“第一次”上面：第一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第一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论断；第一次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也就是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新论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金瑶梅提出，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体现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行为主体，它的边界意识是否清晰直接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许多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是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拓展。同样地，很多操作层面遇到的现实难题，其根子也往往需要追溯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不断转换职能，以日益清晰的边界意识约束自身，从而使市场能够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于《解放日报》，2019年7月24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