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

殿试是由皇帝亲任主考官,在殿前对考生进行考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一环。唐代武后时,殿试初具雏形。北宋天宝六年(973年)的“徐士廉控告李昉案”,使殿试正式制度化。该案起因于落第举子徐士廉敲响登闻鼓,状告主考官李昉(925-996年)舞弊,幕后玩家则是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剖析该案背后隐藏着的只可意会的缘由,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科举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舞弊“丑闻”

从魏晋南北朝起,朝堂外都设有一面鼓,有冤屈者可击鼓面圣,获得公正裁决,称为“登闻鼓”。北宋时,登闻鼓设于宣德门外,被视为通向正义之路的绿色通道。“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无论达官贵人,亦或乡野百姓,只要你是大宋子民,均有权敲击登闻鼓。不是军国大事,也可以登上朝堂。

973年春,徐士廉在刚刚结束的会试中名落孙山,遂在朝堂外击鼓喊冤,赵匡胤接见了他。他控告主考官李昉“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巧的是,赵匡胤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中进士时,“发现”两人“材质最陋、对问失次”。经过简单的调查,赵匡胤作出了两个决策:其一,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一起在殿前进行复试,皇帝亲自主持；其二,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试不公,撤掉翰林学士的职务,降为太常少卿。重试的结果是又有127人及第,原录取中有10人落选。张榜之后,朝野大哗。

这次科举舞弊案引发的殿前重试,是我国殿试制度的发端,自此确立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然而,所谓主考官舞弊致考试不公,皇帝出场主持公道,只是案件的表面,其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李昉到底有无徇私舞弊,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

问题所在

该案处理的过程中,赵匡胤只做了简单调查,就定了李昉的罪。李昉被贬,但其后的仕途却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到了太宗朝,还官至宰相。这不禁让人怀疑:该案中李昉真的徇私枉法了吗?还是只是赵匡胤有意造案?

赵匡胤发现“问题”始于他接见考中的考生时,其中两人“材质最陋,应对失次”。“材质”易被误解为“才能”,但“材”字是资质、本能之意,“质”字用在人身上指人的形体、外貌,“材质陋”即人长得不好。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因丑陋被唐僖宗逐出大殿,但主考官并未受到牵连。“应对失次”是说考生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语无伦次,表达极不得体,即口才不好。相貌丑陋、口才不好,固然可以作为拒绝录取考生的理由,二者毕竟是为官者必备之才能,但却非主考官之过错,未经面试,主考官如何知晓考生之相貌和口才是否合格?

徐士廉确实敲了登闻鼓,意图向皇帝禀明冤屈。但落第考生对主考官心生不服甚至不满,那是人之常情。历史上敲登闻鼓的落第考生,大多是出于朝堂政治斗争的结果,也不能排除徐士廉被他人唆使的可能。可见,作为主考官的李昉被定为“徇私舞弊”之罪名,证据并不充分,皇帝的判定着实有些武断和着急。然而,该案被告李昉只是被贬了官,这已是超出常情之结果。若该事件发生在其他朝代其他官员身上,基本上都是要掉脑袋的。难道赵匡胤真的有意策划了“徇私舞弊”案?李昉只是配合他演了一出剧?赵匡胤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

一石三鸟

“科举舞弊”案为何未发生在之前任何一位主考官身上,而发生在被赵宋政权“封杀”十余年,刚刚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素以正直有气节闻名的李昉身上?他不是刚刚被召回做翰林学士吗?这难道不是他重返新政权的首次重要亮相吗?早在周世宗柴荣时,李昉与赵匡胤就是老同事。李昉虽预见到赵匡胤会当皇帝,但他未像其他官员一样对赵匡胤尊敬有加。960年2月3日陈桥驿兵变那天上午,李昉不在现场,但不管他在哪,都某种程度上表示他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即便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这位心高气傲的前朝翰林学士,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配合。

北宋以前,我国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会试,通常由翰林学士任主考官,被录取者也称自己为主考官的门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模式,会形成不同的官僚利益集团。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员,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或利益群体,与皇权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奇特关系。徐士廉在这次重考中金榜题名了,但他并非最大获利者,最大赢家当然是君主赵匡胤。他通过这次重考,使殿试成为科举考试之定式,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官僚体系中的“座主—门生”关系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御试进士全都成了“天子门生”,不再称门生于私门。赵匡胤既敲打了为人清高的李昉,又向世人展示了对前朝文官的宽容；既扩大了进士入选人数,又拉拢了更多文人为新政权效力,从而成功地将人才选拔权抓在手中,实可谓一石三鸟。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9年5月29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