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中国古代“正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金史》设有《酷吏传》，留下了数十名酷吏的记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汉武帝时代的张汤(?-前116年)了。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张汤何以成为酷吏、后世负面影响几何，认识仍浮于表面，即使对于其少年时代的“审鼠”事件，也还没有深入的分析。

张汤之父何以“大惊”

少年张汤“审鼠”事件，可以说是《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的暗黑历史中的唯一星光，使之有了独特的可读性：“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整部中国史中，大概只有张汤一人，在父亲离家公干，同龄人还在咬指甲、玩泥巴、过家家时，就独力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全部程序：立案、侦查、抓捕、审问、刑讯、举证质证、问讯笔录、撰写拟判、公文呈报、结案制作、刑罚实施等等。尽管案犯只是老鼠，过程只是模拟，但全套程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然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是什么令张汤之父“大惊”呢?

既不是张汤的机灵，抓住了偷肉的老鼠；也不是他的残忍，小小年纪，竟将老鼠分尸；甚至不是他的诉讼知识，完成了审判的全过程，而是他“文辞如老狱吏”的司法文书能力，将整套刑事司法公文，制作得齐备精良，无懈可击，铁案难翻。张汤之父“大惊”之后的决定：“遂使书狱”，也证明了汉代对“老狱吏”般公文写作能力的极端重视，套用冨谷至先生的话，这个国家可称为“文书司法的汉帝国”。

司法文书与文书司法

所谓“文书司法”，就是司法审判不但重视案件的实质查明，而且重视司法文书的制作完成，不是将前者、而是将后者视为结案标志。《史记》和《汉书》中经常出现的“狱成”或“具狱”，表达的意思就是从文书制定的意义上，该案已经结案，难以反转。如《汉书·于定国传》载“东海孝妇案”：孝妇因婆婆自缢身亡，被小姑举报谋杀，刑讯诬服，官员“具狱上府”，将司法文书呈交太守审批。于公认为孝妇赡养婆婆十多年，不可能行凶，向太守力争未果，无奈“抱其具狱，哭于府上”。为什么要抱着“具狱”呢?唐代颜师古(581-645年)解释说，“具狱”就是“其文备具，狱案已成”，可见汉代各级政府极端重视司法文书，已经成为共识。

《杜缓传》《张欧传》也提供了例证。著名法吏杜周(?-前95年)之孙、杜延年(?-前52年)之子杜缓(?-前33年)为人忠厚，“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官属称其有恩。他通过“去酒省食”以示怜悯刑犯，但对于“具狱”是结案标志，也无可奈何。张欧任御史大夫时，“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被同僚视为长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上述四部传记，记载了汉代最著名的四位法官，其中不约而同出现“具狱”一词，足见“文书司法”已成为特色。宋代宋祁(998-1061年)补注曰：“具狱直谓成案耳”，就是已审结刑案的公文卷宗。

张汤对“文书司法”的背叛

了解汉帝国的“文书司法”模式，才能深刻理解酷吏张汤的恶之所在及其负面影响。要知道，人们在《张汤传》中，并不能读到贪渎赃秽，也不能读到严刑竣罚，以至于有人为其清廉叫好。殊不知其恶之所在，早已超越先秦法家的“刻薄寡恩”，达到了新的阶段：用他极为杰出的司法文书能力，一味迎合其主子的喜好，费尽心机协助其作恶，用“文深不专平”达到“乡上意所便”的目的。

与张汤多次交锋的汲黯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武帝最大的特点是虚伪，“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忘记装点门面，给出漂亮的说辞。而张汤正是汉武帝最需要的人：第一次以御史身份案事，治陈皇后蛊狱，就“深竟党与”，赢得“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的奖赏。随后与赵禹共定律今，又“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充分展现了他“运笔如刀”的能力。如果说少年时代张汤将老鼠“磔堂下”，只是为了洗清不白之冤的话，那么成为汉武帝红人的张汤，就是把汉帝国的子民当成了可用刀笔切割之物。汲黯说：“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汲黯说张汤“刀笔吏不可为公卿”，判语也很深刻，可以作为后世选拔人才的指南。刀笔吏不能为公卿，因为他们不能帮助君主避免犯错，还会因为其惟命是从的特点，能力越强而越有害。为了迎合武帝的喜好，他“决大狱，欲附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决疑之前，必先了解主子意图：想从宽，就找从宽的理由，让主子享受美名；想从严，就舞文巧诋，落笔如刀，文深次骨；一旦出错，就自揽责任，让主子有台阶可下。张汤确实是清廉的，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但为害却是历史性的，被其清廉迷惑的人们不妨品读一下韦伯的话：“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那个幻想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的废物，终究只是废物而已。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9年5月22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