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我们所走过的日子里，既有取得成功时的欢乐，也有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正是在这欢乐和沮丧中，我们日益成长。新中国所走过的法治道路也同样如此。从今天起，本报将连载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且曾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的系列文章：“华政的故事”，通过华政这所法科大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平凡的进程。

□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诞生：调配老师(三)

在华政档案馆所保存的一份文件中，我们看到，当时学校筹备处曾提出了一份“原华东9个大学政法系教授分布、分配情况”，里面提到：原9个大学政法系教授(教师)共有126人，其中教授69名，副教授8名，讲师8名，助教28名，行政人员13名。分布情况为复旦大学35名，南京大学16名，安徽大学8名，圣约翰大学7名，震旦大学2名，沪江大学5名，上海学院9名，东吴大学法学院26名，厦门大学18名。而这126名教师中，最后进入华政的才19人，他们是：李良、孟庭柯、胡永龄、王绍唐、赵震、刘焕文、汪家焯、傅季重、俞伟奕、宋恩溥、翟廷晋、高程德、薄英豪、曾演新、卢法祖、席祖德、吴效堤、彭舟、浦增元。即使进来的这19位老师，也只有刚刚从9所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才可以讲授法律专业课，其他如李良、孟庭柯、胡永龄、王绍唐、赵震、刘焕文、汪家焯、傅季重、俞伟奕等已经在民国时期成为法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都没有让上法律专业课。

而在另一份文献中，我们看到有华东前“政法师资”78人的名单，但上级部门只答应将其中的14人给华政。而就是这14人，虽然曾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但在政治审查中，仍然被发现了许多“历史问题”：有6人是历史上的“特务分子”，如吴岐曾任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少将主任的秘书、中训团主任；刘家义曾代表三青团在伦敦参加“反动的”国际青年团体的会议；祝修爵是复兴社分子，做过陈诚、蒋经国的秘书；林我朋是国民党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官，与中统、军统有过来往。此外，还有两人是国民党地方法院院长以上级别的人物，如倪征燠和谢志英。其余6人，除张汇文没有材料外，另5人是这次高等学校思想改造中，表现都被定为二、三类的人物。如李良、靳文翰，是三类；史国纲、孙熙存是二类等。

这里，需要就当时上级相关部门对政法专业教师分的类型稍做说明。从华政保留下来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第一类人员是经过审查，证明政治历史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是“纯洁者”；第二类是有一点问题，但不严重；第三类是历史背景复杂、政治上有点问题的；第四类是政治历史问题比较严重，业务差的人；第五类是政治面貌不清，历史问题严重，业务上不学无术者。这五种分类，基本上将旧法教师尤其是教授级别的都剔除出去了。因为当时的著名教授，几乎都与国民政府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当时的政策就是，即使前三类人员，也只能从事非法学专业的教学(如外语、逻辑和哲学等)和管理工作。

这方面的经典事例，是厦门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漆竹生(1916-1987)，他是留学法国的高材生，在华东政法学院建立时，就无法进入，而厦大法学院后来又于1953年被撤消，因而就改行去上外当了法语教师。漆竹生老师后来因翻译了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ReneDavid，1906一1990)的名着《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而广为法学界所知。

南京大学法学院的所有教师，本来在法学院撤消时，得到通知说要被分配来上海，进华东政法学院当教师，当时许多人虽然还一时想不通。但后来想想也只能服从，毕竟去华政还是当大学教师，且专业“对口”。但他们等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得到通知。最后到1952年11月，从报纸上得知华东政法学院已经建立，他们没有能够进入华政当教师，而是被要求自找门路。在这些教师中，如高一涵、吴学义等，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所以，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法学院，最后只是进来了学生，并没有教师进来(南京大学当时有一位毕业生王志平转入了华政)。

当时复旦大学的王造时(1903-1971)和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杨兆龙(1904-1979)，情况也一样。王造时是民国时期反抗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要求抗日爱国的“七君子”之一，也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法学家；杨兆龙是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的第一个中国博士生，拿到学位后又去德国进修，精通8国语言，也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学家。但华政筹备处在反复讨论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所以王造时和杨兆龙这两位著名法学家也没有能够加盟华政。

此外，我们从上述名单中，还看到了胡曲园、陈文彬等的名字。胡曲园(1905-1993)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名胡延芳，湖北江陵人。胡曲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著名的民主教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37年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法商学院、上海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教授。1946年以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

陈文彬(1904-1982)，日本法科留学生，回中国后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商务印书馆编审，全国政协委员。民国时期，曾以《中国新刑法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一书闻名于世。在30-40年代中国刑法学界，陈文彬是与陈瑾昆(1887-1959)、戴修瓒(1887-1957)、赵琛(1899-1969)等齐名的学者。

以上两位教授，也没有能够通过“政治审查”，进入华政任教。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9年5月22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