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也是我校复校40周年。《法制日报》连载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且曾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的系列文章:“华政的故事”,通过华政这所法科大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平凡的进程。
□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华政的诞生:调配老师(一)
创办大学,首先就要有教师。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办好一所大学的首要条件。华东政法学院也不例外。筹备处一成立,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调配、延揽优秀的教师。华政档案馆所保存的1952年10月30日的教职员工统计表显示,此时,华政的教员已经达到了54名(教员4名,助教6名,研究生[员]44名),加上87名职员(处长以上5名,科长10名,科员38名,办事员34名),工警106名(校警8名,炊事员24名,公务员74名),学校教职员总数为247人。
而第一批进来的,就有几位是民国时期比较知名的法学家,如李良、刘焕文等。
李良,1902年出生,云南华宁人,1926年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29年毕业后,1931年入法院工作,并在朝阳大学任课。1940年,转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当法官,并在上海法政学院任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良先后在震旦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大夏大学任法学教授。1950至1951年入上海法学院任职,担任教授、法律系主任、校长。1951年7月,上海法学院被合并入上海学院后,担任上海学院的法学教授。1952年9月,上海学院被撤销,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后,被吸收进华政任职。
李良在民国时期已经是一位知名学者,自1927年以后,陆续发表“民商法上留置权之比较观”等论文,出版有《刑事诉讼实务》《刑事诉讼法通义》等著作。进入华政工作后,虽然,因为“旧法人员”的身份,李良一直没有机会上法律专业课,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法学专业研究。据华政王召棠教授的回忆,华政法史学科在50年代的迅速成长,一是靠了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宋光的努力;二是靠了以高其迈教授为主的历代刑法志注释工作;三是靠了李良教授的传帮带,因为李良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唐律》的研究。在1956年《华东政法学报》创刊号上,李良还曾发表了“‘百家争鸣’和法律科学”的论文。李良后来担任了华政图书馆主任(馆长),一直到1958年8月22日,经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决定免职。
刘焕文,1907年出生,湖北天门县人。1925年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进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学习。1931年毕业,1932年入北平私立华北学院工作,时间不长,即入北平私立民国学院教书。1933年,去山东省济南市及泰安县工作。1938年去贵州贵阳等地教书。1942年起,回到上海在私立大夏大学任职。至1951年7月,始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工作。1952年1月,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接受培训,其间因复旦大学法律系撤销,被分配至华东政法学院担任老师。1953年2月正式报到。在民国时期,刘焕文在各所法律院系讲授《民法总则》《刑法》和《商法》等课程。进了华政以后,鉴于“旧法人员不让上法律课”的背景,担任了现代汉语教研组组长,开设《现代汉语》的课程,每周上4个课时。虽然如此,刘焕文在有机会时,他还是会积极地参与法学界的讨论。如1956年6月《华东政法学报》创刊时,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在‘百家争鸣’中谈旧法思想”的论文。
当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即对“旧法人员”的批判、排斥和否定,因此,华政的师资,更多的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而他们在华政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了学校各个学科的骨干力量,如傅季重、浦增元、席祖德、彭万林、金立琪、范关坤、赖彭城等。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后,这批老师就成为法理学、宪法学和民法学等学科的负责人。虽然,傅季重和浦增元在1958年华东政法学院撤销、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去了上海社科院工作,1979年华政复校时没有回来,但他们仍然一直兼任着华政复校后的法哲学课和宪法课。
这里,对傅季重老师再多说几句。傅季重(1922-2001年),江苏省南京市人。1942年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在南京警察厅任职。1946年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1952年底华政开学时傅季重作为副教授成为骨干教师。1958年9月华政撤销后,转入新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直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会长为金岳霖,而傅季重当选为副会长。同时,继续兼任华政的教授。其译著主要有《哲学和逻辑句法》(作者[德]鲁·卡尔纳普,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作者[英]卡尔·波普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等。
笔者于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究生时,傅季重老师还为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开过法哲学的讲座。他讲话语速很慢,口气平和。之后,虽然傅老师主要工作在上海社科院,但因为他家住在华政长宁校区内,因此还可以常常见到他。顺便说一句,傅季重老师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1983年进入华政工作的刘鸿钧教授在其回忆文章中,就对傅老师的这一品质大加赞赏。
(来源于《法制日报》,09版-法学院专刊,201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