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我们所走过的日子里,既有取得成功时的欢乐,也有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正是在这欢乐和沮丧中,我们日益成长。新中国所走过的法治道路也同样如此。从今天起,本报将连载1982年2月入华政读研、且曾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的系列文章:“华政的故事”,通过华政这所法科大学近70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平凡的进程。
□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引言
华东政法大学,原名华东政法学院,诞生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批组建的政法院系之一。当时经院系调整后保留下来的其他几所政法院系,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0年),吉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1948年),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1952年),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1953年),以及在1952年政法院系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武汉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法律系。
当时这8所院系被称为政法教育的“四院四系”。1958年西北政法学院建立后,又有“五院四系”之称(由于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被并入西北政法学院,195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从北京政法学院中重新独立出来。因此,之后的五院四系中,就由北大法律系取代了西北大学法律系)。
华东政法大学,不仅是一所多学科性大学,而且也是一所兼收并蓄、内涵丰富、命运多舛的大学。她由9所大学,即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学院(学校的有些文件、报告上写“上海法学院”)6所大学的法律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4所大学的政治系,以及沪江大学的社会系组建而成。1953年,厦门大学的法律系也加盟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现在是当代中国法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大学之一。2017年12月,在教育部新一轮的教学评估中,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这两所A+之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并列A类,在全国630多所法律院系中,地位稳居前列,是中国南方法学教育的重镇,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华东政法大学也是共和国法治建设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起步是在1949至1952年。此时,完成了政法战线的“三大运动”,即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将当时全国总数27000多名司法审判干部中的近7000名“旧法人员”全部剔除出司法审判队伍)和“政法院系调整”(将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时留下来的53所政法院系压缩合并为8所,即上述“四院四系”),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
之后,这条道路历经艰辛、深受磨难。而华东政法大学的历史,几乎与共和国的这一段历史同步,1952年建立后,经历了“两落三起”的坎坷命运。华政的历史,恰是共和国法治建设历史的一个侧影。
作为一名华政人,我在华东政法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近40年。华政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馨,那么富有感情和灵性,那么让人留恋和回味。我想,在我现在脑子还算清晰、思维还没有混乱之时,把我对华政的了解、理解、感悟和情感写出来,也算对母校培养我近40年的一点小小回报,并与全体华政人共勉。
由于华政的历史跨度比较大,检索档案和收集资料非常不易,采访和会见知情人也可能有遗漏,而且许多当事人都已经去世,加上笔者的文笔功力不足,因此记叙中难免有遗忘和错漏之处,也请诸位老师和校友见谅,并批评指正。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形成无限强大的力量,共同来守护华政这一全体华政人的精神家园。
在撰写本文时,我曾先后采访了华政的一批老教授,老职工,老领导以及1979年复校后的前三届毕业生,他们是陈忠诚、陈鹏生、徐轶民、席祖德、徐圣庆、王召棠、陆锦碧、胡韵琴、乐瑞祥、王群、苏惠渔、叶松亭、徐建、钱英、方晓升、强远淦、谭永介、江邈清、韩信昌、史焕章、陆庆壬、赵振德、张国全、张善恭、祝林森、童西荣等,以及杜志淳、刘宪权、杨兴培、郑鲁宁、张驰、吴宏、刘宁元、应培礼、杨正鸣、魏旋君、翁关发等。也采访了曾在华政工作过的叶孝信教授,郁忠民、郝铁川、游伟、莫负春、张智强等领导。值本文发表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文的撰写,还得到了安徽大学的副校长程雁雷教授、高尚老师,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洋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档案馆的彭国云、卢梅芳、顾玉萍、王永毅、邱珍等老师,华东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曹建明,现校长叶青教授、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华政宣传部领导龚怡老师,华政对外联络处的吴高升老师,国际交流处夏菲处长、赖锦盛副处长,法律史专业的王立民教授、王沛教授、于明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离退休干部处处长刘晓仙老师,党校办主任曲玉梁、组织部长戴莹以及党校办的顾盈颖老师,《法制日报》理论部主任蒋安杰主编等的全力支持。我的博士研究生李琴,硕士研究生曹诗腾、罗锐、周小凡、陈梅、李锦元和顾非易,协助笔者进行了全部采访、录音任务。这里,均表示作者的一片谢意。
（来源于《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2019年4月10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