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一次次的打骂，一次次乖乖地坐回座位写作业，没有表现出任何哭闹。日前，一则“深圳女孩遭家暴”的视频被放置在了网络，揪住了大多数人的心。家暴事件屡禁不止，而在被家暴的所有群体中，孩子又是最为无辜和无助的。被家暴的儿童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被打骂，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躲避这样的事情。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被认为具有破冰意义。至今年的12月27日，《反家暴法》通过即将满3年。

在这3年里，《反家暴法》的通过与施行，诸如父亲殴打亲生儿子的家暴事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公、检、法、司各部门和社会各组织积极主动成立“反家暴联盟”，为被家暴的儿童织就保护网，被家暴儿童的数量在持续下降，也让更多人注意到，家暴是一种违法行为。

社会组织：为了要钱，他殴打了自己的亲身儿子

“一提到家暴，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妇女，其实在生活中，被家暴的儿童有不少。”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儿童希望真爱受虐儿童服务项目的负责人李梓琨，向记者分享了这么一个真实而又让人心酸的故事。

高伟（化名）的父亲早年曾因盗窃罪入狱，出狱后与高伟的母亲结识并生下高伟。但因有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高伟母亲在生下孩子后第二天便离家出走，至今没有和家里联系过。高伟的父亲并不能安分的待在家里，将孩子甩给高伟的爷爷后，便一走了之，在外做各种零活。

高伟从小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十分聪明，学习成绩优异。然而，在2016年暑假，高伟父亲突然回乡下老家，称自己在打工的城市交了新女朋友，她听说高伟的情况愿意接受，但要看看孩子，和孩子接触一段时间。

高伟和爷爷都以为高伟的父亲良心发现，于是放心地让高伟跟着父亲到了另外的城市生活。然而一个多月后，高伟的爷爷竟收到高伟父亲虐打高伟的照片，用鞭子抽、烟头烫、钢筋打......更让爷爷寒心的是，高伟父亲的暴行只是为了要挟爷爷，向家里索要钱财。

在收到该照片后，高伟的婶婶便立马报了警。在接警后，公安马上立案调查，进入刑事程序，专业的社工机构及时了解到所有的情况，并为高伟联系相关机构和公益组织。最终，在事态没有更加恶化时，高伟的父亲得到了应有的刑罚，高伟也回到了他爷爷的身边。

“其实那时候刚见到高伟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李梓琨告诉记者，“经过社工机构的介入，在案发当时已经为高伟提供了紧急的危机干预。高伟现在可以正常生活、学习，但是并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刻、某个情景将高伟心中的恐惧，再次触发。”

被家暴后的儿童一般会有什么“异常”行为呢？李梓琨也坦言，从表面看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会出现偷盗、自卑、撒谎和反叛等一系列的行为。因此，每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一次的回访，持续守候在被家暴儿童的身边，紧密观察孩子的心理变化，是反虐待项目社工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

据了解，自受虐儿童服务项目成立5年来，已服务超过39个个案，涉及不同类型的虐待、暴力和疏忽照顾，受害儿童中年龄最小为4岁，最大为17岁。而在30个个案中，施虐者为陌生人的，仅有2例，其余93%，均为熟人作案。熟人作案的人员中，有地方官员、老师、幼儿园园长、邻居、亲戚、养（继）父母、亲生父母等，亲生父母虐待的个案占总体的31%。

“反家暴联盟”驱散家暴阴霾

高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在政府和社会各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疼爱自己的爷爷身边，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与此相类似的，在“深圳女孩遭家暴”视频被曝光后，深圳当地妇联、法院和公安便立马采取了行动，组成了“反家暴联盟”。警方依法调查处理，当地妇联已经向法院申请女童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专业社工对女童进行陪护和心理辅导。此外，视频中的父亲所工作的单位也作出声明，除了配合警方调查之外，还会积极联合帮扶机构，为小女孩提供帮助。

公、检、法、司和社会组织等部门及时联合起来，组成“反家暴联盟”，为被家暴的儿童筑起一张保护网，让众多为小女孩着急的民众松了一口气。其实，为被家暴的受害者们织就保护网，是上海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今年的11月25日，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意见》，就如何发挥全市各级法院和妇联功能，强化家事审判庭、少年法庭等专项审判工作，加强婚姻家庭矛盾预防化解工作等方面形成了19项工作机制。

在今年的3月，一个设备、功能齐全，按照《反家暴法》的要求进行设计的嘉定区反家暴庇护所——嘉家幸福暖心驿站也正式启用。该驿站针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们的不同的情形，给予不同的心理疏导，并且提供免费食宿等服务，最大限度地给予受暴者精神抚慰。

而在2015年的3月8日，公安系统、司法部门、妇联组织、卫生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代表便已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首个“反家暴联盟”，坚决对家暴事件说不。

社科院研究所：被家暴孩子的数量在明显下降

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向社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在《反家暴法》即将通过3年之际，这个可怕的数据——60.9%，是否有所下降呢？杨雄告诉记者，近年来，该数据有着大幅度的下降，这应当归功于法律层面的《反家暴法》出台和和政府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我们的调查中，尤其是在大城市，现在的70后、80后的年轻父母中，有70%的父母会耐心地和孩子交流沟通，而在上海，这个比例至少能达到80%。”杨雄认为，在《反家暴法》出台的三年时间里，父母对于孩子该如何进行教育这一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被家暴之后的孩子，表现会相应地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的反叛，不听从一切的指令，还有一个是退缩，做任何事都缩手缩脚，没有自信。”杨雄认为，有家暴行为的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融洽，会出于收入、社会地位等原因而迁怒孩子，而家暴行为一般都会持续半年以上。

为何不能在孩子一受到家暴时就制止该行为呢？杨雄认为，要发现被家暴的儿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主要是，家暴的发生常常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人们顾忌于卷入他人的家庭事务和被家暴的孩子不会主动和外人倾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如何能尽早地发现被家暴的孩子呢？针对该问题，杨雄认为，这是一件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的事情。学校的老师要对学生的状况细心观察，定期的家访和家委会都可以做到及时干预的效果。此外，学生同伴之间是可以互相及时提供帮助的，有些话孩子不愿意和大人说，但是会和自己的同伴倾诉。

法学专家:更应从操作层面来探讨《反家暴法》的实施

据不完全统计，《反家暴法》实施以来，本市法院系统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249起，结案247起，其中裁定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93件。

“《反家暴法》成立3年，从目前来看，从操作层面来研究该问题，会更有价值。”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许莉副教授告诉记者，《反家暴法》能否更好地实施，还是与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职能部门所能达到的程度有关。

“深圳女孩遭家暴”的事情被曝光，是网友的“功劳”，那么不被发现的被家暴儿童，又该怎样获取帮助呢？许莉表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报告义务。

“《反家暴法》规定了，在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工作的人员，在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许莉也进一步点出，“如果未依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将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儿童受到家暴后，一纸告诫书或人身保护安全令到底有多大用处，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许莉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针对比较轻微的家暴行为，公安机关会出具的告诫书，督促加害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的一种治安行政指导，而告诫书可以成为法院审判家庭暴力案子的证据，在此情况下，轻微的家暴加害者往往就不敢再有家暴行为。

而严重的家暴行为，许莉认为，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比较有效的。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会给予训诫或拘留。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于《上海法治报》，201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