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天舒 孙艺轩（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伴随新科技浪潮，政府治理领域有望迎来“智能理政”的新时代。所谓“智能理政”，就是政府作为行政主体，运用大数据、超算精算等计算理论，将模拟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系统嵌入到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新模式下，政府可以高效收集和分析公众诉求，高效调配社会资源，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与发展。可以说，“智能理政”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颠覆性创新。

解决“踢皮球”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化，各级政府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出现，在信息收集、行政流程、行政咨询应答等基础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量替代传统人工服务，从而改善公共资源调配。

除了代替传统政府职能，“智能理政”还体现在对政府职能的优化和升级上。传统的政府治理存在部门之间权力分割严重、政务流程复杂冗长等问题，这导致相互“踢皮球”的状况屡见不鲜。在“智能理政”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以打破部门条块式划分模式，突破地域、层级和部门限制，为政府部门职能的重组和优化提供全新平台。

比如，美国提出整体政府和互动政府理念，推动跨层级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这里面，人工智能提供了信息分析、资源调配、服务整合的路径，使得更完整、高效、无边界的政府服务和管理成为可能。

创新治理工具

当前，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此提供了适宜的治理工具。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不仅更为便捷和快速，也具有优于人工服务的精确性。由于非生物的属性，人工智能可以实现长时间高效运转，为民众提供“24小时服务”。比如，新加坡政府近年来通过机制、架构、云三方面共同保障，实现在线服务的一站式和不间断，达到100%覆盖、7×24小时全天候的在线服务水平。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使用有效强化了政府治理主体能力。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下的治理效果受人为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现象。在“智能理政”时代，人工智能的嵌入能够打破治理主体事无巨细处理相关事务的主体运作模式。深度学习、云计算、神经网络等技术的介入，赋予人工智能本身一定程度的自主研判和自主决策能力，有助于破解人情世故和工作人员素质、能力参差不齐等束缚。比如，杭州市政府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合作，搭建了全国首个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

促成科学决策

“智能理政”不是用人工智能原封不动地替代政府管理事务，也不是简单地搭建一套管理和服务平台，而是通过再造流程来全面重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包括智能调研、智能决策、智能实施、智能监督等。

例如，韩国提出“政府3.0”作为数字政府一体化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公众的需求进行全面感知，精准响应个性化需求，涉及领域包括就业机会、天气、交通、教育、福利和金融等。

一般认为，传统政府主要基于人工的公共事务决策模式，存在决策质量不高和不确定性问题。在“智能理政”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持。决策上，人工智能能为决策提供更为及时、准确、系统、科学的参考依据，避免想当然的直觉决策；实践上，人工智能能通过实时跟踪，及时获取和分析实践信息，为具体实践提供弹性指导。此外，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治理前后的量化对比，结合实际需求、公众反馈，对政策进行及时的纠偏、修正和完善。

可以说，随着智能化的推进，政府的重大决策将由经验型、估算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

颠覆模糊治理

智能化时代，政府可以更了解民众的“喜怒哀乐”，从而作出针对性的服务准备和资源调配。同时，还能渗透到成千上万的流程和系统中，促使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向网格化体制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安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准确感知、预测、预警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运行的重大态势及潜在风险，从根本上把模糊治理、预估治理推进到全过程透明治理。

不过，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也毫不例外。人工智能确实蕴含着巨大潜力，能够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但也潜藏风险、带来挑战。例如，政府信息安全问题、政府技术能力问题、公共行政伦理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政府在运用人工智能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协同治理合力，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进而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来源于《解放日报》，2018-09-25，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