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唐代贞观五年(631)的“张蕴古案”虽是一起冤案,却也是中国古代死刑史上最经典的案件。因对张蕴古的被杀深感痛悔,唐太宗创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为后世死刑的减少适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法官与囚犯下棋

　　张蕴古是一名很受信任的优秀法官,年纪不大就当上了大理丞,并得到唐太宗“赐帛三百段”的嘉赏,可谓前程似锦。若不是被冤杀,或许有机会当上大理寺卿或刑部尚书。

　　导致张蕴古被杀的是一件发生在河内郡的妖言案。案犯李好德患有“风疾”,经常胡言乱语,讲些大逆不道的话。那时,人们相信君权天授,将危及君权合法性的悖逆之语称为“妖言”。张蕴古奉旨按问该案,发现李好德只不过是一名精神病人,遂奏称该犯按律无须治罪。倒霉的是,当时有一名喜欢搬弄是非的御史权万纪,通过明察暗访,发现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好担任张蕴古家乡相州的刺史,遂认定张蕴古称李好德无须治罪必有奸伪。他向太宗检举张蕴古阿纵。唐太宗看到奏章,果然勃然大怒。

　　唐太宗并不喜欢权万纪,知道他有吹毛求疵的毛病。此前房玄龄、王珪掌管官员考试,权万纪告发二人“不平”,魏征就嘲讽他在当房、王的下属时一无指责,刚刚离任就揭人之短,“非诚心为国者”。但这次不同,太宗觉得张蕴古太辜负他的信任了。他想起不久之前,张蕴古还在监狱里与在押的囚犯下棋,当时没有过问。这次他又阿纵“有妖妄之言”的李好德,岂不是“乱吾法也”。盛怒之下,太宗没有多想,下令将张蕴古斩于东市。

唐太宗创立死刑覆奏制

　　太宗即位之初,就与群臣讨论如何“使法平允”,根据王珪的建议,让“公直良善、断狱允当”的人担任法官。张蕴古被杀后,太宗马上想起,这位年轻法官正是他的“慎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致力于扭转前代的滥刑风气。他与在押囚犯下棋,免除精神病人的罪责,都是在贯彻“慎刑”政策。被杀之际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实在令人痛惜。

　　太宗又想起,不久前的他还犯过两次错误:交州都督卢祖尚,只不过忤旨,就被他斩于朝堂。一名府史贪墨了一些钱财,也被他一怒之下处死。忤旨和贪财虽然有错,毕竟没有严重到必须处死。这两件事都令他后悔不已,但他们都不可能复生了。怎样才能杜绝类似冤案再次发生呢?

　　太宗发现,过去他仰仗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打过很多的漂亮仗。一旦当上皇帝,乾纲独揽,“房谋杜断”一下子成了摆设。每当自己盛怒,他们为求自保,总是缄默不语。太宗怒骂他们“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然而张蕴古并没有犯死罪,“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太宗决定用制度逼他们说话。他下令:今后凡决死刑,哪怕皇帝下令立即处死,也要三次提出覆奏,覆奏之后仍决定处死的,方可行刑。不久他又下令,将三覆奏增改为在京五覆奏,在外三覆奏,恶逆及奴婢杀主一覆奏。其中,五覆奏是指决前两日覆奏一次,决前一日覆奏一次,决日覆奏三交人。行刑之日不得进酒肉,并且停止娱乐活动。门下省“据法合死而情可宥”的案件,应当及时提出。

死刑覆奏制的深远影响

　　从本质上讲,“张蕴古案”的发生,归根到底是君主集权的结果。死刑覆奏制度的创立,则在死刑决定权问题上,将君主独断制改革为集体多次决定制。如能约束君主滥权,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贞观四年死刑覆奏制尚未创立,全国断死刑仅29人,就是明证。

　　集体多次决定制的设置,约束了君主的一时喜怒。不久之后,青州又发生了谋逆案件,唐太宗命崔仁师前往按问。“仁师至州,悉去杻械,仍与饮食汤沐以宽慰之,唯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原免。”唐太宗虽感怀疑,遣使按鞫,但并没有怪罪崔仁师。

　　死刑覆奏制的建立,为限制死刑的适用奠定了制度基础。开元二十五年(738年),全国断死刑58人。天宝四载(745),唐玄宗“思宏王道之化,实务好生之德”,下旨“比者应犯极法,皆令免死配流”。两年后,他又在《南郊推恩制》中宣布:“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施令约法,已去极刑。议罪执文,犹存旧制。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以后,断绞斩者刑,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这项减少甚至废止死刑的设想后来虽未成功,却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上的高峰。

一百五十年后的大历十二年(777),专权贪腐的宰相元载被诛,著名诗人王维的弟弟王缙,也因附和元载而被处死刑。官员刘晏提出覆奏,认为王缙虽附和元载有罪,但罪不致死,提出“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覆奏”。唐代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将王缙免死改流。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7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