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价值形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商品”的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中的劳动二重问题的讨论，引出了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生发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的价值形式，除了本身天然具有的物化外表外，在最简单的商品经济关系下，反映并表现出了资本主义最终控制人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颠倒。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用物的形式遮蔽了对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一切不平衡状况的重要原因，而价值形式就是这一状况最一般、最抽象的存在形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及其批判

　　同马克思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角度入手提出“价值形式”问题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并未特别针对商品价值展开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也未以此来揭示商品价值形式之下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即便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没能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此，而是集中力量于价值量的分析。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所采取的最抽象形式，也是最为一般的形式；同时，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还标记着作为社会生产特定范畴的生产，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性质。如果认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生产方式只是以一种自然永久既定的模式运行，那么就必将忽略价值形式的具体差异，还会忽视商品形式以及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具体差异，进而无法揭示隐藏在商品之下的特定社会关系。

　　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希法亭，在反对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误读的同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价值理论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因素的劳动，最终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体现了商品社会基本生产关系，还开启了将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社会关系的诠释路径，同时也开启了人们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社会学性质的理解。但由于希法亭的理论局限于价值理论的普遍对待之中，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鲁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的继承

　　之后，苏联政治经济学家鲁宾，沿着希法亭的理论路径深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处，继续探寻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科学真谛。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传统上看，鲁宾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形成“价值形式”的概念化认知，在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有着黑格尔式的认识论前提。黑格尔认为“内容即具有形式于其自身”，这种形式是内容的“内在规定”，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与内容相比，形式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鲁宾认为马克思以同样的立场看待价值形式与价值内容之间的关系，试图透过不断变化的价值形式从而实现价值内容。

　　基于这一思路，要发掘价值形式所蕴含的物化意义，就必须在商品经济社会属性的不同形式中将相同的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内容，当然将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内容并没有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由此可知，马克思所讨论的价值形式，是通过为历史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而获得的社会形式，是商品经济的最一般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价值形式可理解为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形式，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由于价值形式与商品形式密切相关，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产品由私人生产者自发生产，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发生。在这样的“商品”形式中，生产特定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并不是直接体现在工作单位，而是间接地以价值形式，以既定商品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转化为商品的劳动产品，既有使用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形式”，因此社会劳动是“物化的”，它要求价值形式，即将所有权的形式附加到物之上，看上去似乎属于物本身，而事实上这一物化劳动恰恰代表了价值。这就意味着，价值已包含在社会价值形式之中。鲁宾对马克思价值形式概念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物化现象与异化状态。由此可见，鲁宾从黑格尔的哲学总问题出发，强调了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之间坚守界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也再一次体现了将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的理论沿革。

　　鲁宾对价值形式概念的突出强调，直接影响了当代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了英国的“开放马克思主义”。自2000年以来，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理论核心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代表人物是巴克豪斯。据巴克豪斯亲述，他有两个最重要的发现：一是《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文本构成了重建价值形式理论的关键；二是马克思论述中有一个“二重化”（Ver－dopplung）概念。在巴克豪斯看来，关于“一个商品的价值……是怎样取得自己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深刻探讨了价值的实体与形式的二重关系，将价值形式确定在“事物的社会关系”之上，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在价值形式之上表现出的人的主体活动维度和社会的客观性维度：社会不仅是主体，而且是客体。对英国的“开放马克思主义”而言，代表人物博内菲尔德一方面试图通过价值形式概念厘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阿多尔诺暨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马克思有关价值形式批判和抽象劳动批判，阐释否定“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一般经济学研究范畴的超越

回到《资本论》，马克思论述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可以看到，关于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马克思深入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之中，这种深入是对价值形式既定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又是对社会历史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马克思讨论价值形式概念的不同理论形态呈现，意义远超经济学范畴，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的讨论进入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范畴，他的思考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