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震宇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亨利八世离婚案”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起点。在对抗罗马教廷的过程中,国王与议会联合起来,确立了国内立法和司法的至高效力。国王对学术研究和宣传手段的运用,也为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国王的离婚官司

　　1527年初,亨利八世开始寻求结束已经持续18年的婚姻。亨利的理由是自己的婚姻违反了上帝的律法,长期处于咒诅之下。因为,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当年先嫁给亨利的哥哥亚瑟,后者很快去世后,经两国君主协商,才与亨利结合,而国王现在读到圣经中“不可娶兄弟之妻”的规定,为此“良心极度不安”。

　　许多人认为国王离婚的真实原因是另有新欢,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安·博林。也有人认为,凯瑟琳始终没有给亨利产出一位男性继承人,另娶是王朝延续的需要。不过,在当时人的世界观中,反复的流产、死胎和早夭,也很容易被认为是上帝的咒诅。亨利的选择可能混合了各种动机。

　　国王要结束婚姻,首先构成一个教会法上的案件。皇帝的御前大臣(大法官)、约克大主教兼教皇特使沃尔西很快组织了一次庭审。法庭要处理两个法律问题:第一,国王的婚姻是否违法?第二,当时取得的教皇豁免令是否有效?对此王后竭力为自己辩护,强烈否认在前次短暂的婚姻中曾与亚瑟王子同房。同时,王后的代理人也坚持教皇的豁免令有效,并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由罗马教廷裁决,而不是在英国审理。

　　此时,国王遇到一个重大阻碍。罗马遭到查理五世皇帝军队的洗劫,教皇被控制,而皇帝正是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向教皇施压,要求把案件收回罗马处理,而这是亨利无法接受的。沃尔西随即也发动一系列外交斡旋和谈判工作,经过漫长的交涉,终于说服教皇同意派遣坎帕吉奥大主教为特使到英国与沃尔西共同审理该案。

　　不过,事实上,罗马的处境也很尴尬。当时教廷在德国面临路德兴起的改教运动,难以承担失去英国国王支持的结果,但同时教皇又处于皇帝军队的直接威胁之下,不得不讨好查理五世。因此教廷只得采取尽量拖延的策略,坎帕吉奥启程后缓缓而行,到达英国时已经是1528年10月。

教皇特使法庭上的唇枪舌剑

　　在第二次教皇特使法庭上,双方代理人都尽力做了辩护。亨利八世亲自出庭发表了长篇陈述,王后凯瑟琳则声泪俱下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坎帕吉奥则艰辛地按照教皇的指示一再拖延,在经过两个多月的审理、判决呼之欲出时,宣布按照罗马的节期进一步休庭。此时已是1529年7月。亨利八世一言不发离席而去,立即宣布召开议会。离婚案由此进入另一个阶段。

　　沃尔西因为办事不力而倒台,继而为国王所倚重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尝试突破教廷的限制、在英国国内解决离婚案。

　　此前,国王已经组建了一个学者团队,为他提供离婚案所涉及的理论论证。国王的学者们前往欧洲各大学进行游说,就国王离婚案所涉及的法律和神学问题请求各大学作出裁判,最终获得了包括巴黎和博洛尼亚大学在内的八份有利于国王的裁定。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一本专门为国王的离婚理由辩护的书籍,并提交到议会,希望说服上下议院议员。另外,藉着印刷机大行其道,学者们还撰写了许多宣传性的小册子,交给皇家印书人出版,用以说服更大范围的群众。亨利八世本人甚至也直接参加了小册子的撰写工作。

国王与议会的联合

　　经过这些铺垫工作,在克伦威尔的主导下,议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同时,国王方面也引导下议院不断攻击教会。1533年4月,议会通过《禁止上诉法》,切断了婚姻案件向罗马提起上诉的渠道,规定英国的离婚案件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终审。这部立法明显针对王后凯瑟琳。在这部立法通过后,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立即于4月底开庭,5月宣判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确认此前亨利与安·博林的秘密结婚有效。6月1日,博林加冕为王后。

　　国王的离婚案告一段落,但到此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王的私事。《禁止上诉法》在序言中宣告英国是一个“帝国”,表示英国国王没有上位者,享有类似于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力。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由此开始了政府主导下的宗教改革。在此之后,议会的立法也没有停止,相继通过了更多的反教廷立法以及《继承法》《王权至尊法》和《叛逆法》等一系列法律,并对异议者施以强力的压制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王权。

英国现代国家的源头在于宗教改革,而英国宗教改革则发起于国王的离婚案。这桩案件从王室家事不断发酵,最后演变成影响整个国家法政体制的重大变动。虽然“亨利八世离婚案”只是一个开端,亨利在博林之后还有四位妻子,他的一子二女相继登上王位,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王与议会还将为主权的最终归属大战一场,但其后英国的许多制度、思想、文化,已经可以在这里看出端倪。就此意义而言,“亨利八世离婚案”构成了我们深入了现代世界的切入口。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7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