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军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员]

　　“二战”后,针对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逐渐展开,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外,由前苏联主导的审判日本细菌战罪行的“伯力城审判”,也是战后系列国际审判的重要一环。

　　“伯力城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正义之路,具有重要的法律与历史意义。

伯力城特别军事法庭

　　二战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将获得的各项证据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拟就日本战犯提起诉讼,苏联甚至还押送了两名参与和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俘,但由于此前美国廉价地获得了日本细菌战的实验材料,并且聘请日军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所以在美国的干预和“庇护”之下,包括天皇在内的主要细菌战犯在东京审判中人为地逃脱了起诉和审判。

　　随着1946年3月丘吉尔所发表的“铁幕演说”以及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冷战正式开始。

　　在此背景下,美、苏两国围绕当年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审判问题展开了一场博弈。出于对美国的政治打击,苏联于1949年12月25日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设置特别军事法庭,从当年拘禁的日本战俘中挑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了公开审判。

　　哈巴罗夫斯克汉语旧名“伯力城”,故这次审判又被称为“伯力城审判”。它是战后系列国际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揭露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细菌战罪行,开启了人类对生化武器犯罪进行审判的先河,体现了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

细菌战战犯遭到惩罚

　　主持“伯力城审判”的特别军事法庭由审判长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审判员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组成,书记员为科尔金上尉。国家公诉人为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检验委员会由苏联医学科学院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军医上校克拉斯诺夫、伯力医学研究员微生物学系主任科萨列夫教授,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助教甫金娜,兽医中校亚历山大洛夫、寄生物学家科兹洛夫斯卡娅组成。

　　12名战犯分别为: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梶冢隆二,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高桥隆笃,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川岛清,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柄泽十三夫,前第731细菌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西俊英,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中佐；尾上正男,前第731细菌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佐藤俊二,前第五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平樱全作,前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三友一男,前100细菌部队工作员上士官；菊地则光,前第731细菌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久留岛祐司,前第731细菌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这些被告均为其指定了苏联籍辩护律师和翻译。　　

　　公诉人对上述12人犯有的“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包括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为检查细菌武器的效用而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对华侵略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罪行,以及各被告领导、参加、实施细菌战的罪状进行了控诉。

　　法庭审理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日军当年进行活体试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

　　12月30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们“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的刑罚,其中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4人为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男15年,尾上正男12年,平樱全作10年,久留岛祐司3年,菊地则光2年。在接到判决书后,被告们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进行抗告,但不出意料地被驳回而维持原判。

伯力城审判的意义

　　伯力城审判是由苏联单方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的国际性审判,从法律程序上讲确实有一定的瑕疵。但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角度出发,其意义则是重大的。　　首先,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其次,针对性地弥补了东京审判中对日本战争罪行审判的遗漏,使这场审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对战犯的系列国际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为战后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对生化武器犯罪审判开辟了先河,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外,伯力城审判对中国1956年沈阳和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提供了经验和证据。

（来源于《法制日报》201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