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建理论新发展）
2016年11月12日，主题为“全面从严治党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发展”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沪举行。会议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京沪两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今年是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创办10周年。2006年底，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社联和市委党校三家单位联合创办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并举办了首场论坛活动，到今天正好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论坛举办1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撰写专题文章，介绍本市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情况。同时，刊发本次论坛上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在更高起点上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燕 爽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武装，不断筑牢理想信念。为改进创新思想理论建设，中宣部提出推动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我们也就相关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推出系列举措，努力推动本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各项工作。
第一，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上海推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工作载体，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持续举办10年，已经成为上海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品牌性项目和标志性平台，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市委宣传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今年我们根据中宣部关于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的部署，推出了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的8项举措，把论坛从起步阶段的季度论坛和年度论坛，逐步拓展到如今的双月论坛、年度论坛、青年论坛等系列论坛活动，将来要力争实现每月都能举办一次全市性的高质量论坛活动。通过正常、积极的学术交流活动，激发学科的内在活力，提高学科的显示度和“能见度”。此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开办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青年骨干师资研修班，在《解放日报》上创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专版”，评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年度优秀成果和优秀学者等。推出的系列工作举措，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汇聚各方力量，不断深化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活动热起来、声音发出来。
第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培养擅长整体性研究、一体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国际思想舆论舞台上掌握发言权，并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赢得主动权。我们从三个方面加强和改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一是要围绕经典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加强学科建设，重点是强化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二是要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加强学科建设，重点是开展精细化、针对性研究；三是要围绕国外社会主义，加强学科建设，其重点是深化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今年筹办一份专门开展以上三个学科方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交流的学术刊物，为学科繁荣和学院建设创造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第三，着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事关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全局，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先后制定具体意见和实施方案，并启动了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我们要根据中宣部的部署，着力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推动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宣部自去年开始分批遴选、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要精心组织、着力支持本市有条件、有实力的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参与遴选工作、争取更大成绩。二是通过实施部校共建战略，更好汇聚资源、合力推动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充分发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本市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整体发展。三是继续推动本市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支持和协同市教卫工作党委，不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支持力度，提升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四，重视培养马克思主义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队伍的建设问题，采取得力措施把队伍建设好。首先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断壮大教师队伍，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从繁重的基础课教学模式中摆脱出来，形成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研修相结合的工作局面，要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学术能力提升上来；二是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要继续与市教卫工作党委、市委党校合作，把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研修班办好、办出特色，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才梯队建设打好坚实基础；三是要多鼓励、多扶持，高校和院系党委都要高度重视和关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学科自信和职业自信，要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和各项评优等方面给予合理的政策倾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出切实举措，突破发展瓶颈。
【精彩发言】
执政党需具备十大国家治理能力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十八大以来的4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问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2014年，习近平出版了《谈治国理政》一书。2016年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更明确指出要“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在创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怎样治理好这样的国家是一个在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并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全局性、大范围、长时期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最初阶段，也没有找到一种能够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模式。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在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中创新治理国家的体制机制，以有效地治理国家。2002年党的十六大形成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认识，正式确立了治理的理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可以肯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明确地把党的执政能力归结和聚焦于国家治理能力。
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包含着丰富的范畴内涵，表现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结构。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在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系统中，首先强调的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依靠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进行依法治国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也可以说是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总的统率性的能力。同时，要把这样的能力运用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去。这样概括而言，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国家治理能力系统主要涵盖了十种能力。
习近平提出的运用法治和加强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十个国家治理的执政能力，是迄今为止对党的执政能力作出的最为全面的分析。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曾经把党的执政能力表述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种能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五个方面。从表面上，由原来的五个能力变为现在的十个能力，看似只增加了五个，其实不然，除了原来五个能力中所提的“外交”和现在十个能力中所提的“外交”完全相同外，原来五个能力中所提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则可归入现在提及的“内政”和“治国”两个方面，或者说可以被这两个方面所涵盖。这样一来，原来的五个能力就被现在的三个能力表达了，实际上是增加了七个能力，即：法治、改革、发展、稳定、国防，治党、治军。显然，现在的十个能力，比之原有的大大扩展了。现在的十大能力，就是我们党和全体干部所要着力掌握和提升的国家治理的执政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每个党员都是“主体”
■桑玉成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教授]
从语词学的角度来看，“从严治党”这个语词结构中，没有明示的“主语”。因此，语词逻辑上也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治党”的“主语”是谁？从理论上说，近些年来，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我们都已经非常明晰了从严治党的意义。但在实践中，对于到底是谁来从严治党或者说谁在从严治党，却未必能够形成清晰而广泛的共识。
例如，实践中一些党组织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似乎都处在一种被动、消极甚至是一种无奈、观望的服从、应对的位置上。这样的一种自认为“客体”的倾向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去甚远，也有碍于全面从严治党实际进程的推进。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其背景在于：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力度日益加大，党风政风出现了诸多良好的势头。但也必须注意到，确实有一些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尚没能从积极的意义上来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在党中央的从严治党进程中，仅仅充当着“被治”之角色，消极应对，无奈服从，撂手观望。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你们说这个事好做我就做，你们说这事情这么做我就这么做，……还有一些做法也可以视为这种消极应对的情况，这些做法大致可以称为“超要求办、加力度干、做给你看”。例如，不能滥发津贴和物品，他就把职工应有的福利也砍了，等等。
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没把自己当作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性角色来对待从严治党问题。如果我们把党比喻成一座公寓建筑，那么，所有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是这座公寓建筑的主人，又是生活其中的住户。因此，一方面，我们既要遵循物业管理的一般规则，同时，又有责任来共同维系这座建筑的清洁、安全和稳固。我们说一些党员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对于从严治党的消极角色，正如在这座公寓建筑里临时租住的过客，最多也就是在其居住期间遵循下规则，然后就“转身就走”的这么一种态度。
对此该怎么应对呢？现代管理学中一个理论值得我们借鉴。现代管理科学发端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后来又有所谓行为主义理论等。在管理学的发展轨迹中，有一个基于人性假设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管理思想的理论。泰罗制通常对人性作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在于其经济动机。从管理者的角度说，你要人多干活，就多给钱；从被管理者角度说，你要多拿钱，就多干活。简简单单，逻辑清楚。后来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有其他如交往、自尊、成就等方面的需求。从这样的角度看，作为管理者，必须注重被管理者的非经济需求，通过关心、支持等方略，来激发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应该说，这是管理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后来的所谓“管理人”假设又进了一步。“管理人”假设的要义是：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应该成为管理的主体而不是客体。管理学中这样的一种理念的产生及其发展，后来也直接被社会很多领域的管理所广泛借鉴。
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也有必要引入治理的理念，将“合作共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积极地担当从严治党的主体性角色，积极地担负起从严治党的责任。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地取得从严治党的积极成果，并牢固地构筑健康、稳固、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态。
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徐家林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突出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等原则内容，为系统解决当前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党内政治生活的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依托和日常抓手，为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也要遵守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
首先，要求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增强。要使党内政治生活能够起到锻炼党员干部党性的作用，就必须使其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而不是搞假大空、随意、平淡，甚至娱乐化、庸俗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另一主要表现就是党内生活走过场，政治学习无政治，不与思想和工作实际相结合。有的甚至把文娱活动当作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把教育培训当作拉拢关系、培养人脉的机会。为解决此类问题，习近平同志不仅多次批评，还曾专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给全党做示范、定原则、立规矩。
其次，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既要求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与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又要求党内各种关系、“三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以设定和处理，既强调领导分工负责，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更不错位。民主集中制既然是一种制度，就需要有一套具体化、可操作的内容和程序。当前，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还比较欠缺，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程序化，使其可操作、可落实。
第三，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走群众路线是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也是一个党员党性的根本体现，对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关心人民疾苦，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是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性原则的根本检验。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
第四，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除了自我修养、自我发现、自我克服之外，还需要党内同志的指出、批评和帮助。要求批评者不怀私心，襟怀坦荡，从团结和帮助同志出发，敢于直言，言无不尽；要求被批评者虚怀若谷，能听人言、善纳人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年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案发悔罪时曾说，“我多年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能对我多批评几句，兴许今日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这是一个反面典型，同时也告诫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防微杜渐的极端重要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求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只有这样，党内政治生活才有质量、有意义。
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党的公信力
■阮 博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党。95年来，党之所以能够从弱小变强大、转逆境为顺境、化困难成辉煌，乃在于她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当中，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积极支持和普遍信任。党的这种获得人民衷心拥护、积极支持和普遍信任的能力，就是党的公信力。党有了公信力，就会如鱼得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党有了公信力，就会顺风顺水，具有顺利实现自身奋斗纲领和执政目标的条件。
在党的公信力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党内政治生活是关键的因素。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的时期，都是党展现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时期，也是党的公信力得到极大巩固和提升的时期；凡是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认真的时期，也是党的公信力受到极大耗损和透支的时期。在当前新形势下，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使党持续赢得广泛民心从而具有强大的公信力。
首先，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形塑党员干部的良好政治形象。人民看党，首先就看党员干部的形象。党员干部的政治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党的公信力。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员干部政治形象的直接折射，也是党的形象的直接折射。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让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得到深度锤炼，才能砥砺其党性修养，才能形塑其良好的政治形象。形塑党员干部的良好政治形象，是保持和提升党的公信力之基础。
其次，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强化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人民看党，既看一个个具体的党员干部，也看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所展现出来的运行状态和行动能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锻造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智慧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强化党的创造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及时清洗党内的思想灰尘，最大限度地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强化党的凝聚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充分发掘各级党组织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党的战斗力。
最后，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绩效。人民看党，除了看具体的党员干部形象和党的组织行动能力，还看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绩效。党内政治生活的状态，深刻影响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绩效。只有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而这“四种能力”，既是党保持高超领导水平的前提，也是党创造辉煌执政绩效的基础。可见，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练就党的“金刚不坏之身”，也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绩效。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绩效，恰恰是保持和提升党的公信力之关键。
总之，人民如何看待党、如何对待党，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状态直接相关。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使党持续赢得广泛民心，从而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也才能使党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观点集萃】
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新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教授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文件是党加强自身建设以应对各种挑战、防范各种风险和承担各项任务的规范性文件，是党对90多年来自身建设之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的集中体现。这两个文件彰显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有效结合了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贯穿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对于破解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书俊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在不断的成熟，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里程碑。六中全会特别强调理想信念，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特别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利于抓住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少数”；特别强调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助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强调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有利于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庄严性，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根基。
从更广视野看从严治党意义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强教授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党的建设根本性或者说是宏观性架构的东西，全面从严治党是对策性的。同时，二者还各有侧重。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侧重的是长远的总体架构，而全面从严治党侧重的是近期的对策，或者说是中近期的对策。另外，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实现党的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二者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赵庆寺教授认为，需要正确认识和整体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从而在理念、逻辑与路径上形成“四个全面”的强大合力。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时间耦合、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而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二者都来自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正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致性，才能理顺法与权的关系，进而让治国理政有依据、法治建设有遵循。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突破口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新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之所以会聚焦党内政治生活，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关键是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不够，说到底是部分党员干部没有确立正确的权力文化。因此，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应该从建构新型权力文化着手，而不仅仅靠制度、法治这些显性的外在要求。只有使党员干部的内心世界形成正确的权力价值追求、权力观念、权力行为习惯等深层次的权力文化，才能真正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强教授认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要完善党内监督。其中，党内相互监督特别重要。党内相互监督，其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在过党内组织生活中，要特别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党内政治生活依赖于组织生活，有良好的党内组织生活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同时，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难题，我们有优良传统，但是也有很惨痛教训。这个惨痛教训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我们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内民主并推进社会民主，进而完善我们的政治生态。
（来源于《解放日报》2016年12月1日07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