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创新”已成为一个热词。与这个词的热度相匹配的，是围绕创新的各种讨论。日前，“系统创新的公共政策支持”研讨会暨第一届创新者联盟大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会上，来自政府、企业、学界的各方人士，进行了一场创新头脑风暴。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已经走到需要将创新列为头等发展战略的时刻。但现实情况是，当下我们却处于创新紧迫与创新无力的紧张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存在偏误，大多数人将创新简单理解为科技创新，但实际应是系统创新。他举例说，前苏联科技实力很强，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它在全世界发展军事科技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却在资助比较政治学研究。事实也证明，光有军事科技创新是不够的，国家软实力也很重要。那么，创新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与众不同、有所功用”，即有差异性的实用，要让知识激发出实用价值。就创新本身而言，其理论基础是多元主义而非自由主义。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季桂保认为，系统创新应关注三方面：一是社会氛围的营造。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创新要允许失败、允许出错。那么，允许失败、允许出错的主体是谁？这个主体就是社会本身，对于创新而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好的文化环境至关重要。媒体在报道创新案例时，不能只报成功的案例，一些失败的案例，对于咱们国家的创新来说，也是有作用的。二是创新背后的哲学问题，即“同与不同，变与不变”的张力问题。对于创新而言，在变革和颠覆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工匠精神，对于一些传统的好的东西，需要传承和延续，不能一股脑地全部丢掉。三是公共政策的规划和协调。政府要抑制一种冲动，即一提到创新，政府部门盲目入场、急于干预，想要进入创新的第一线。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骆大进指出，现在我们处在创新跃升的关键时期。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一份科技预测报告显示，在代表科技发展方向和产业需求的几十个关键技术领域中，中国有16.3%处在领跑阶段，30%左右处于并跑阶段，53.7%处于跟跑阶段。对于创新，我们要有自信。但同时也要看到问题，比如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来说，在全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现在还处在第39位。这也就印证了我们为什么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那么，由谁来驱动创新？骆大进认为，要进一步健全制度，让科学家能够去仰望星空，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同时，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而对于政府而言，并非当“甩手掌柜”，要发挥好监管作用。政府监管，不单单是设置准入门槛，它更多地应该是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引导。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卫丙戊认为，毫无疑问企业是创新主体，而中小企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市约6000多家高新型技术企业里面，90%都是中小企业。而这6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专利生成方面，70%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中小企业如何从生存型过渡到发展创新型，即如何从“生力军”变成“主力军”。企业如何成为创新型企业？需要内化与外化两种力量。内化指的是一种推力，这更多体现为企业内部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外化则是一种拉力，是指政策的引导与资金的扶持。只有内外共同发力，才可能推动创新。

玫琳凯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张晶认为，创新不是野生放养的，创新也需要管理。真正的创新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有些是需要极大的投入，难出成果，一旦出成果，会有极大的效益；有些容易出成果，但创新的成果并不一定好。创新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在不同的坐标选取不同的项目，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研讨会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引发热议。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王迁指出，知识产权被称为创新的保障利器，是为鼓励创新而产生的。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新认为，从前好技术不拿到中国来，但是对当今世界大多数国际化公司而言，拥有好的技术却不拿到中国来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能够将别人的创新思路以及宝贵的技术经验引进中国呢？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最终能够在别人的基础上利用我们自己的市场实现两地同时开发研究。未来“山寨”只会渐渐走向没落，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真正的创新技术。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认为，允许试错是系统创新法治保障的核心内容。我们既需要知识产权去保护创新的成果，更需要去保护创新的萌芽生长过程。创新具有高度的风险性，需要多元化、系统化的支持。只有完善法治保障，才能使创新者没有后顾之忧。允许创新试错应该从理念的宣示走向现实制度，法治保障要从“防弹背心”变为“磁悬浮充电”，尽最大可能不使创新者“顶着黑锅”前行。

本次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办。当天会上还同时发布了《世界创新发展报告2016（公共政策篇）》。

（来源于《上海观察》201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