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政要闻

  • 在香港法治一线,他们遇到了课本没有的考题

    发稿时间:2026-11-20浏览次数:10

    语言关、制度关、节奏关——赴港研学的“出海企业实战班”24名学生,正在香港这座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经历一场真实的“法律急流”。从11月2日正式开启研学至今,10天有余,他们走进香港大律师公会、仲裁中心,走进中资律所与本地律所,在真实案件中接受考验,也收获成长。他们深入涉外法治一线,真正看见差异,也真正找到方向。



    “在来到香港之前,我苦练了三个月英语,就担心听不懂全英文的庭审、看不懂全英文的判决书。没想到,语言的挑战是双倍的,粤语首先就把我撂倒了。”出海企业实战班学生方志治说。



    在赴香港研学的第二周,方志治接到了带教大律师交办的任务:到九龙城裁判法院旁听庭审现场,记下笔记并草拟一份案件处置结果。他说,这场庭审是以粤语进行的,但“我宁可它是全英文的,至少我还能听懂更多”。

    庭审开始了。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案件,在内地很可能只需要交警进行治安处罚,并进行民事赔偿就能够解决;但在香港,本案不仅进入了刑事程序,其程序之繁杂更远超想象:控方不仅准备了事故照片等物证,更请出了五位证人出庭作证,每一位证人的证言都需要控方进行直接询问,随后辩方进行盘问,直至双方都无需再问为止。

    三个小时过去,庭审结束。方志治尽力记录下了能听懂的每个词,他的电脑屏幕上零零散散地排列着很多词汇:碰碰车、半年……一场庭审下来,这些“胡言乱语”也记了一千字有余。“这些词可能毫无关联,甚至并不准确,但已经是我所能做到的全部了。”

    很显然,仅凭这三小时竭尽全力记录的笔记并不足以完成任务。于是,方志治和同在一个律所研学的苏宸进行分工,将所需要的信息进行拆解:对于单纯的信息缺失,就自行查找或向大律师请教信息;对需要整理总结的内容,则结合笔记与案卷材料进行撰写。又经过两小时,最终交出了一份勉强像模像样的草拟文书。

    三小时的粤语庭审,加上庭后两小时的资料整理,方志治的身体和大脑都已疲惫不堪,但内心已油然而生一种真切的参与感:“在这片几乎陌生的法律体系里,我终于真正做了一点什么。大律师把任务交给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善意的教学。她并非不知道我们听不懂粤语,也并不指望我们写出完美的文书,或许只是想让我们切身体验一下真正的香港法律环境和法律文书写作是什么样的。”

    来香港的第二周,语言还在磕磕绊绊,法律体系也还在慢慢学习,但方志治看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实习中,他会多听、多记、多问:“总有一天,今天听起来像‘天书’的三小时,我能从容应对。”



    来到香港的第一周,出海企业实战班学生余吟啸一直在听庭审。“刚进入法庭时,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而是法官席右侧的两排空座位。”

    “我认得,那是陪审团席。”余吟啸说,之前在普通法课程中学习过,高等法院审理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这类严重刑事罪行时,会从香港居民里随机抽选出陪审员。当庭审开始,陪审员坐上席位,这些原本只在课本里出现、脑海里想象的画面才落到了眼前。



    令余吟啸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法官对陪审团作出的指引。在陪审团听取控辩双方陈述的过程中,法官会适时释明:控罪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举证责任始终在控方、且须达至无合理疑点的标准,哪些证据在法律上可以接纳、哪些必须排除,哪些证据虽可听取却只能用于特定用途。同一项指引,法官会变换表述方式,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确保陪审员都能够准确理解。

    “我坐在旁听席上,忽然把自己‘放’了进去:如果有一天我成为陪审员,也坐在了那两排椅子上,面对一份技术鉴定、一段录音、一个不肯直视证人的被告,我凭什么判断?我会被哪一方的陈词打动,最后又会作出怎样的认定?”

    余吟啸说,后来他才知道,陪审团的商议内容绝对保密,裁决不附理由,没有人能追问他们为什么信、为什么不信;裁决须为一致裁决,或法例允许的多数裁决。陪审团制度在香港运行了一个半世纪,成员人数改过、任职资格放宽过、适用范围争议过,但始终没被“效率”和“专业”两个词彻底换掉。“我不敢说这是因为制度完美,更可能的是,在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罪这件事上,人们始终愿意为普通百姓的法感情留一个位置。”

    离开法院时,余吟啸又回头看了一眼,法庭的顶灯把椅背照得发白,一排挨着一排,像一道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的题。“那两排空座椅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开始了解陪审团制度的发展、争议、现状等,好像真正探索到了香港这片我国唯一施行普通法地区的实践案例中的宝贵财富。”他动情地说。

    赴港入职的第一周,出海企业实战班学生毛濛被安排学习三个案件。”她笑着说,“入职第一周,我像被直接扔进了香港普通法实践的“急流”里,而第一个把我拽下水的,就是禁制令。”

    第一天,带教大律师给了毛濛成堆的阅读材料,让她理解什么是禁制令:法庭命令一方作出或不得作出特定行为,违令即属藐视法庭,可被罚款甚至监禁。“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需要背下来的法律定义。”

    结果第二天,带教大律师便带着她会见被法庭下了禁制令的当事人。她发现,禁制令不是纸面上冷冰冰的命令,而是会实实在在改变一个人行为、财产和处境的强制力;律师要听清当事人的诉求,也要讲清违反命令的后果。

    到了第三天,毛濛又接到了全新的任务:学习起草一份修订后的拟议命令文本。禁制令的英文文书浩如烟海,还没读完,就得硬着头皮下笔。“案号、案件性质、法官的职称和姓名、页面边距以及原被告双方事务律师的送达地址,这些细节对于我来说都像是一个个要去解锁的关卡。”

    “闯关”还没结束。第五天,毛濛已经坐进了禁制令案件的法庭,亲眼看律师如何陈词、法官如何追问、一份命令如何在庭上被反复推敲。真实的律所研学经历也让她看到了差距。在法庭上,见习大律师的电脑键盘完美复刻了庭审中的每一句对话,甚至连语气、语调都有备注。而她自己的文档,仅记下了寥寥数字……后来她了解到,在香港,每一名法学本科生的必修课就是速记训练,这是他们的基本功;但因为内地法庭配有速记员,因此并不做要求。



    五天,从听懂一个概念到出庭——节奏快得让人来不及紧张。来港这么多天,毛濛大多数夜晚在加班:办公桌外是维多利亚港,海港的波光粼粼映衬紫色的彩霞,夜幕降临,游轮和大厦的霓虹灯交相辉映;办公室里,空调很冷,到晚上敲键盘的手指会僵硬。就凭着那一点点“不服气”的劲儿,她夜夜细读文件,“我倒是要看看这案子能有多难呢?”

    就在昨天,她完成了大律师新布置的任务:草拟一份证人陈述书,28页、97段、18148个字。“案子一个接着一个,新知识、新讯息像一阵阵压实的风,把我的心搅动得翻涌、不安,却夹杂着些许兴奋。”毛濛说,“我觉得内心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渐渐升起来。我想,道阻且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来 源 | 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涉外法治学院    文 | 叶子芩

    编 辑 | 申建华    责 编 | 曹 婧


    最新导读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