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使超（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一轮数智产业革命纵深推进，人类正进入一个广领域覆盖、多要素融合、智能化主导的全新数字文明时代。数字信任作为社会合作与活动的必要基础，已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柱。

数字信任的核心内涵是基于数字身份、区块链、隐私保护等技术手段，在数字世界中实现身份、规则、过程和结果的全流程可信闭环，为个人、组织等主体构建稳定的信任预期。这一新型信任体系不仅体现了从传统人际与制度信任向技术信任的跃迁，也标志着信任规则由纸质契约向数字化契约的根本转型。作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中国立足自身制度优势，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同效能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动能转化为治理实践，创造性地构建了融合制度理性、技术向善和全球协同“三位一体”的数字信任新范式。

制度优势奠定数字信任根基

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引领制度创新，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数字信任领域的关键技术瓶颈。面对西方在芯片、算法等领域的“卡脖子”威胁和潜在的数字霸权风险，我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依托“十四五”区块链专项规划实现了核心技术的体系化突破。

从《网络安全法》确立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到“数据二十条”创新数据产权分置制度，再到探索建立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系统性的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场景落地紧密结合的治理闭环。依托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国家公信力背书和有效监管，确保了平台发展的普惠性和可控性，为数字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数字信任赋能生产力跃升

马克思提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数字文明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中国秉持技术向善理念，推动数字信任成为调和生产关系矛盾、促进公平普惠的催化剂。

打造符合数字文明创新与扬弃资本弊端价值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治理领域实现数字信任技术从“人治”向“数治”的跃迁。国家级的能源数据平台实现了电动汽车充放电与电网调峰的智能协同，为“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将企业信用转化为可流转的数字资产，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通过“东数西算”工程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依托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机制，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民生服务领域，基于隐私计算的数据协作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覆盖边疆乡村。全国统一的技能认证体系实现了教育成果跨区域互认，践行了“数字包容”理念。

这些实践表明，数字信任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力，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辩证统一，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中国道路破解文明治理赤字

西方在技术霸权、数字殖民、信任赤字等问题的恶性循环中陷入困境，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即过度追求技术的可计算性和效率最大化，忽视了人的主体需求和公共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有效规避了信任异化的陷阱。通过制度创新为数字平台设置明确的行为边界，利用算法备案机制防范技术操控风险，确保数字规则的公平透明。

在信任生态构建中，我国基于国家公信力打造了普惠服务体系。政务数据平台整合多部门资源，显著提高了市民办事效率；医疗保障系统通过“三卡合一”创新举措，打破信息壁垒，减少群众奔波，真正实现了数字治理的核心价值——回归价值理性，将“最大化”的目标聚焦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上，彰显了技术为民的本质属性。

面对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趋势，中国秉持“和合共生”理念推动多边合作，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了“研发可控、公平普惠”的中国方案，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包容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这种超越性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即当技术创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殖，数字文明才能真正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

（来源：解放日报，2025年8月5日08版）